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加強創新資源統籌和力量組織，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為我國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指明了方向。本文從科技工作者的角度，討論有關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一些認識和觀念問題。只有認識到位了，科技創新才會走上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康莊大道。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應做什么？

最早提出“創新”這個概念的是美籍奧地利裔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他認為創新是一種價值創造活動，屬于經濟學領域。按照原始的定義，“產業創新”就是創新的本意。現在我們講的“科技創新”是把創新的概念泛化了，實際上科技創新是指新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發明只是創新的中間結果，正如熊彼特所說：“只要發明還沒有得到實際應用，那么在經濟上就是不起作用的。”從發明到產生經濟價值還要走過九死一生的“死亡之谷”，這正是產業創新要做的事。大家都說愛迪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家，實際上他是產業創新的先驅。他自己說：“我一生都在做一個商業發明家，從來不做任何沒用的東西。”他在發明家的身份前面加上“商業”二字，點出了“發明”與“創新”的本質區別。

1945年，范內瓦？布什在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中，區分了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強調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后來被科技界總結為“科研線性模型”。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幾乎沒有能從事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的企業，本應由企業完成的產業創新就都交給了大學和科研單位。因此，在經濟系統之外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科技系統，體制內的事業單位幾乎成為科研的唯一載體。由于企業技術開發能力薄弱，我國在“科研線性模型”的末端又加了一個“成果轉化”階段，形成“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技術開發—成果轉化”的中國科研模式，這種模式一直持續到現在，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科技與經濟兩張皮”。近十幾年，我國企業的研發能力明顯提高，有些企業已經走到世界科技前沿。現在是遵從科技和經濟發展規律，完璧歸趙、物歸原主，讓企業成為技術創新主體的時候了。

“成果轉化”只是大學與科研機構實現技術轉移的一種方式。“成果轉化”的基本思路是從技術出發找市場，而成功的企業幾乎都是根據市場找技術。“成果轉化”是單向的，而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是雙向的閉環。大學與科研機構的科研成果，往往是論文、專利或概念性的原型系統。原型系統也許能實現90%的目標，但實現剩下的10%可能要付出10倍以上的努力。所謂科研成果是看長板，往往“一俊遮百丑”，而企業的產品要補足所有的短板。因此，一般而言，企業的新產品不是直接從科研成果轉化出來的，而是根據市場需求從頂層設計開始研發出來的，大學與科研機構轉移的某項新技術往往只是其中的一種技術元素。從強調“成果轉化”到強調“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是對科技和經濟發展規律認識上的升華，是我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鏈接點不是已經完成的科研成果，而是要解決的問題。在開展科研活動之前，科技界和產業界就應該有密切的交流，在解決什么問題上形成共識。在很多領域，發現要解決的問題比找解決方案更重要。許多科研成果轉化不了，不是因為科研人員不努力，而是這個問題產業界不感興趣。一提起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科技界很多人就想到要花更多的精力向下游延伸，做更靠近企業的事，這是一種誤解。由于對市場需求和各種限制條件不熟悉，大學和科研單位直接做一兩年內就能推廣應用的產品開發，往往不如企業自己開發有效。科技支持產業的效果并不取決于論文和專利的多少，而是需求與供給之間的“契合度”；關鍵是提供什么問題的知識，是否在未知領域找到了正確的問題和正確的研究方向。

傳統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三階段分類模式中，中間的應用研究階段表達不清楚，不容易區分大學、科研單位和企業的分工。本文將科研工作分成“純基礎研究—目標導向的應用基礎研究—探索可行途徑的前沿技術研究—目標明確的技術開發”4個階段（圖1），并標明了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科研活動的范圍。圖1中的年份是科研工作各個階段到大規模產業化的大致時間預計。每個領域的科研進展快慢不同，圖1只是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數據。應用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的界限也是模糊的，而且有越來越靠近的融合趨勢。純基礎研究和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的成果主要是論文和專利，這些成果大多是一些公共知識，對企業有指導作用，但不是企業關注的焦點。科技界和產業界鏈接的重點階段是探索可行途徑的前沿技術研究階段，該階段的產出主要不是論文，而是專利和原型系統。滿足社會的某種需求、實現某些技術的產業化往往有多種途徑，企業最頭疼的就是看不準哪一條技術途徑可能會成功。大學與科研機構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降低技術實現的不確定性。

圖1 科研的四階段模式

在制定《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時，黨中央提出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指導方針。20年過去了，我國的科技和產業實力都有實質性的提高，“引領未來”變得越來越重要。引領未來就必須探索未知領域，“探索未知”已成為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主要內容。大學與科研機構的主要使命，已經不是驗證外國科學家提出的概念和技術的正確性，以及在外國的知識體系內修修補補，而是要進入“無人區”，掌握全世界無人知道的新知識。解決“卡脖子”問題也不能只靠跟隨，需要另辟蹊徑。近年來DeepSeek、新凱來等企業在人工智能和芯片技術上取得的突破，都表現在技術路徑選擇上。我國汽車產業等一批傳統產業取得市場占有率世界第1位的歷史性突破，也是因為在汽車引擎等傳統技術的升級換代上找到了新的技術途徑。例如，將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燃燒動力學研究成果迅速應用于汽車發動機設計，燃油轉化率提升到46%的全球最高水平；高鐵領域形成了“動態耦合系統設計理論”，重構了行業技術新范式。科技創新只有不斷探明企業向高端發展的新路，融合創新才能深入下去。

專利和論文一樣，都是公開的知識。對于產業創新而言，專利知識可能比論文知識更重要。但現在我國的科技評價更看重論文，比較忽視專利，這在一些領域是一個誤區。專利制度的核心邏輯是：發明人公開技術細節，換取一段時期的技術壟斷權，以壟斷換公開，推動技術擴散，使社會更快獲得新的專業知識。若沒有專利保護，大學和科研機構可能以秘而不宣的方式保護科研成果，反而導致技術封鎖，專利賦予的排他權為企業提供了商業化動力。專利的作用不在多少，而在含金量。目前，我國發明專利轉讓費低于10萬元的比例超過90%，絕大多數專利轉讓費不到美國專利轉讓成交均價的1/10，這說明我國的發明專利質量不高，需要花大力氣提高專利的含金量。

專利是手段而非目的，將技術以開源的方式公開也是一種技術轉移手段，要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抉擇。一個產業在剛剛興起的階段，用專利阻止同行進入，反而不利于新興產業的發展。采取開源的方式，放棄專利維權，往往能促使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勢。DeepSeek就是通過開源獲得成功的案例。知識產權是企業的戰略杠桿，要撬動什么目標？支點設在什么地方？如何發力？需要有戰略思維。專利是溝通發明與創新的橋梁，要實現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做好專利許可和轉讓是件大事，全社會都應高度重視。現在有不少企業，僅僅是為了滿足高新企業認證的資質要求，購買大學或科研單位的專利來“裝門面”，這就失去了專利的意義。

大學和科研單位的作用是“把錢變成知識”，企業的作用是“把知識變成錢”。只有通過知識產權的杠桿和放大，才能產生比“錢直接生錢”更大的經濟價值。如果大學與科研單位將專利抓在手里，不迅速轉移到企業，專利就是“一張廢紙”。《中國專利調查報告》披露，2022年中國大學發明專利的產業化率只有3.9%，科研單位發明專利產業化率也只有13.3%。而且，近2年我國科研單位發明專利的實施率呈下降趨勢。這說明大學和科研單位的許多專利還沒有真正在產業化中發揮作用。發明專利的產業化率應當設為大學和科研單位的考核目標之一。

專利轉讓和許可不是大學和科研單位的主要收入來源，但也會起到反哺科研的作用。2024年Dealroom發布的報告顯示，英國劍橋科技生態系統的總價值為1910億美元，占整個英國科技生態系統的18%，英國劍橋大學通過股權增值、技術許可收入和基金分紅等多種方式獲得豐厚的回報。對企業而言，選擇自主研發還是通過獲取專利許可快速推出產品，是企業在創新發展路徑上的商業選擇。相比所謂“完全自主創新”，通過專利許可的方式加速產品開發，可能更加有效。20世紀70年代，約80%的創新來自單個公司內部的研發實驗室；到21世紀初，超過2/3的創新與組織間的合作有關，加速創新的最佳戰略是加強與外部組織的合作。

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鏈接主要靠知識和人才的產生和供給。科技與產業融合不僅是新知識的擴散，科技人員的跨界流動可能是更重要的內容。國外有用大學校友創辦企業的規模來衡量大學對社會貢獻的評價標準。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校友企業在全球有39900家，年營銷額達到2.7萬億美元。如果將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校友企業視作一個經濟體，其經濟規模排名全球第6位左右，與英國相當。“杭州六小龍”一鳴驚人之后，媒體上很多人也在贊揚浙江大學校友創辦獨角獸企業的業績。今后評價大學和科研機構，不僅要看學術成果，也要看校友創辦企業的效益，一個大學的畢業生（包括碩士、博士）中有多少人從事創業工作應該作為衡量創新文化的標準之一。當然，校友創辦企業主要是反映大學的教育成果，科技與產業的融合創新更加關注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和轉移。

一般而言，科學家和企業家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才，科學家很難成為企業家，但我們希望多培養一些具有市場眼光的科學家和真正重視科學技術的企業家。通過跨界人才交流，可以提高科研人員的眼光、格局和品味。科技界和產業界人才靈活流動的“旋轉門”機制，促使基礎研究與應用開發始終處于對話狀態。國外的大學大多有學術休假制度（sabbatical），休假期間可以參加企業的研發工作。美國高校允許教授保留職位的同時，進行創業或在產業界任職。例如，人工智能領域的知名專家李飛飛是美國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實驗室主任，在學術休假期間曾擔任美國Google公司副總裁，不久前她又創立了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人工智能公司。人才的靈活流動是產學研融合的前提，現在我國企業的研發水平提高了，為了促進知識、技術、經驗的跨界融合與共享，企業與大學、科研機構的科研人員靈活流動應當成為常態。只有科技界與企業界人員的交流暢通了，才會真正實現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

中國科學院科技創新對產業創新的引領和支撐

DeepSeek橫空出世以后，媒體上有一些對國家科研機構的微詞，認為國家科研機構還是遵循計劃經濟的舊模式，對產業創新作不出重大貢獻。這種偏激的看法可能源于對中國科學院等科研機構的現狀不太了解。

不同行業科學和技術的成熟度不同，科技創新對產業創新的貢獻在各個行業有不同的表現。對于量子計算、量子通信、核聚變、生物合成等基礎研究還在深入進行的領域，科研機構的作用較明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等單位，分別在以上幾個領域起到龍頭和骨干作用，已做出國際一流的科研成果，正在加速產業化。對于互聯網應用、人工智能等技術已經廣泛普及的領域，企業的作用顯得更加突出，即便在這些領域，中國科學院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領作用，為企業提供了關鍵核心技術。

儲能設備是發展新能源的關鍵，中國科學院工程熱物理研究所已建成全球領先的300 MW壓縮空氣儲能示范系統。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等單位在全球首次實驗驗證了PB量級超大容量光存儲，相當于把數據中心機柜縮小到一張光盤上。針對東北地區黑土地退化嚴重、地力透支等威脅國家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的重大問題，中國科學院啟動實施“黑土糧倉”科技會戰，取得了水土流失減少70%、水分利用效率提高30%、糧食增產5%—22%的重大進展。2024年，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研制的Q系列人形機器人入選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發布的“2024年度國內十大科技新聞”。以上只是幾個典型案例。中國科學院對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貢獻是全方位的，《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底，中國科研機構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為22.9萬件，其中中國科學院的有效發明專利數量為10.75萬件，約占全國科研機構總量的47%。至2022年，10年內中國科學院累計向社會轉化了約11萬項科技成果。

科技創新的主要作用是引領產業創新，中國科學院在人工智能芯片領域的引領貢獻是一個典型案例。美國英偉達公司第1款專門支持深度學習的人工智能加速芯片（AI加速芯片）是2017年發布的Volta架構圖形處理器（GPU）。而早在2010年，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以下簡稱“計算所”）就在國際上率先開展基于神經網絡的深度學習加速芯片研究。2014年，陳云霽、陳天石團隊在國際頂級會議——國際計算機學會國際編程語言和操作系統架構支持會議（ASPLOS）上發表了人工智能芯片領域的開山之作《DianNao：一款用于無處不在的機器學習的小型高通量加速器》（DianNao: A small-footprint high-throughput accelerator for ubiquitous machine-learning）。該作品當年獲得該會議的最佳論文獎，10年后（2024年）又榮獲ASPLOS最具影響力論文獎。該論文累計被引用近2000次，施引者包括美國英偉達公司，華為的麒麟手機AI加速芯片也借鑒了DianNao開創的技術。

計算所通過向企業許可或轉讓知識產權，以及與企業合作開發、孵化創辦企業等多種方式支持產業發展，效果最明顯的是創辦企業。計算所先后創辦聯想、曙光、龍芯、寒武紀等高科技企業，曙光公司又與投資者合作，創辦了海光、中科星圖、曙光數控等上市公司。這些企業在高性能計算機、中央處理器（CPU）和AI加速芯片等領域，已經成為行業的龍頭或骨干企業。在美國政府發動的針對中國高科技公司的科技戰中，曙光、海光、寒武紀等公司成為重點圍攻打擊對象。這些公司頑強拼搏，為我國電信、金融等關鍵領域提供國產化的核心芯片和高性能計算機，為解決我國信息領域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作出了重要貢獻。以計算所創辦的公司為主的“中科系”已經成為中國股市的重要板塊，在社會上有較高的知名度，使計算所從計算機事業的搖籃轉變為計算機產業技術的源頭。

計算所創辦企業獲得成功的主要經驗是，研究所辦企業不是純粹以盈利為目的，而是要解決國家重大需求。創辦曙光、龍芯、寒武紀等公司都是形勢所逼，為實現高性能計算機、CPU、AI加速芯片的產業化，找不到比創辦企業更有效的方式，只能以自己掌握的源頭技術創辦硬科技公司，因此這些企業都有較強的使命感。技術轉化有多種多樣的形式，科研人員創辦企業是其中之一。有些未來可能為國家辦成大事的企業，初創時科研院所通過適當的方式做“背書”，可以減少企業通過“死亡之谷”的風險。

計算所對自己創辦的企業并沒有特殊的利益輸送，反而花了更多的人力投入與非“中科系”的行業龍頭企業合作。2011年9月，計算所與華為公司簽訂聯合實驗室框架協議，5年內華為公司投入充分的科研經費，計算所投入100多名科研人員，主要從事高通量服務器等項目研制，計算所和華為公司都從合作中受益。近10年參與華為合作的團隊在計算機系統機結構四大頂會發文量在國內排名第1位，貢獻了中國這一領域41%的高水平論文。2012—2015年有26位計算所畢業的博士和8位碩士加入華為公司。通過與計算所的合作，華為公司也積累了一批關鍵核心技術。計算所與華為公司的第2期戰略合作到2021年12月，合作的經費和規模縮小，主要是做產品線的委托開發，沒有產生影響力顯著的合作成果。站在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高度，我們需要反思，國家科研機構和龍頭企業的強強合作要如何進行，才能為發展新質生產力作出更大的貢獻。

以產業發展為主要導向的科技創新

大學和科研單位對我國產業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功不可沒。但是不可否認，與國家的要求和企業的期盼還有相當大的距離。當中國的科技創新進入“并跑”和“領跑”的新階段，要形成兼具國家使命擔當與市場競爭優勢的新型舉國體制，必須進行更加深入的科技體制機制改革，也要對以產業發展為主要導向的科技創新有一次認識上的升華。

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科技強則國家強。一個真正的創新型國家的全面形成，擁有幾所世界一流大學和科研機構固然重要，但根本上還在于企業界的實力和科技創新活力。近代以來，任何忽視市場力量，不能發揮企業組織優勢的國家都逐漸凋落，只有由企業推動新質生產力高速發展，才能成為世界強國。從這個意義上講，科技強國的邏輯是“科技強則企業強，企業強則國家強”。

目前，科技界強調的“國家大事”，許多是以科技界為主要承擔者的上天入海的重大工程，許多國防科技任務直接下達給科研單位完成。為國家安全和國防服務是中國科學院等科研單位的重要任務，這些任務大多需要高精尖的技術。因此，很多人把產業技術當成低端技術的代名詞，做產業技術研究的學者難以戴上人才“帽子”，更難評上院士。但是，絕大多數技術只有成為產業技術，才能改變社會，真正能夠普及的技術都應該經過市場的洗禮。光刻機、發動機等“卡脖子”技術也是產業技術。近幾年，我國產業技術發展迅猛，但總體來講，仍然是需要加強的短板。產業技術并不是人們常說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成果轉化后的應用開發，而是引導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原始動力。令人高興的是，中國科學院最近部署的關鍵核心技術相關專項，如構建RISC-V開源芯片產業生態等，大多是針對企業沒有能力解決的“卡脖子”問題，也是在中美科技競爭的背景下產生的國家重大需求。

科研的歸宿在哪里？這是科研人員必須考慮的根本性問題。除了極少數純基礎研究的目的是發現客觀世界的新規律、新知識，通過論文公之于眾；絕大多數科研的歸宿應當是變成產業技術。但是，現在許多大學和科研單位的科研項目的結題是成果驗收和獲得科技獎勵，并沒有把如何變成產業技術放在心上。這是我國大學和科研單位科研成果的產業化率不高的根本原因。大學和科研機構的技術研究不一定要做出可商品化的產品，但研究什么問題應該考慮產業界的需求；很多研究基于不合理的假設，做出來的論文將被歷史淘汰。科研項目結束以后，獲得的新知識以什么方式轉移到企業手中，也必須考慮。一定要樹立“科技成果只有轉化才能真正實現創新價值、不轉化是最大損失”的理念。我們經常講“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筆者理解，它的意思就是指以發展產業技術為主要目標。

“縱向項目”與“橫向項目”二元劃分體系，本質上是計劃經濟時代科研分工思維的產物，已難以適應創新范式變革的需求。我們需要打破“國家事=政府任務”的認知局限，重構“國家戰略需求”的內涵與外延，將與企業的戰略性合作提升為新型舉國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的縱向項目大多聚焦“已知目標”，即國外已經掌握的技術，但是我們還不明白。這類項目屬于“已知的未知”，很多承擔單位實際上是在國外的技術路徑上跟蹤模仿。現在要做的新型“國家事”，許多是應對“無人區”探索，如通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需要動態響應市場需求。

近年來，計算所對橫向經費的認識不統一，與企業的合作有弱化趨勢。科研單位與企業合作的戰略重要性，不能完全從合作經費多少來衡量，有些只有幾百萬元合作經費的項目，可能對產業的自主可控有重大意義。在人工智能領域，一批規模不大的企業迅速成長，可能成為未來的骨干企業；與這些企業的合作，即使合作經費不很大，也值得支持。對于國家科研機構，限制僅以獲取科研經費為目標的小而散的企業合作項目是必要的，但對提高受國外封鎖打壓企業的自主開發能力的合作項目應高度重視。

人工智能等新興科學技術正在引發科技的范式革命。歷史的經驗表明，每次科技范式革命都會催生科技的新體制和新機制。在智能時代的新賽道上，能夠把握技術融合和生態開放的企業與國家，將贏得未來產業創新的主導權。中國的創新體系正面臨歷史性的重構窗口，正在構建新型產學研融合范式，從單純支持成果轉化轉向構建創新共同體，形成具有自組織能力的創新生態系統。

推動科技和產業的融合，我們過去已經做了很多嘗試和努力。1998年聯想公司接管計算所的失敗說明，企業研究所和國家研究機構的目標不完全一致，不能把國家科研機構直接變成企業研究所。幾年前，廣東、江蘇、山東等地都在創辦新型研發機構，號稱“四不像”——不像大學、不像國家科研機構、不像公司、不像事業單位，近幾年都遇到了“成長的煩惱”。這說明，新型研發機構到底要采用什么體制機制，還需要認真探索。近幾年也出現一些體制機制創新的成功案例，例如：上海交通大學陳海波教授2017年正式加入華為公司，擔任操作系統內核實驗室主任和首席科學家，以全職身份主持鴻蒙操作系統研發，為構建我國獨立自主的系統軟件生態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目前仍是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并擔任該校并行與分布式系統研究所所長，通過學術與產業的“流動”，既實現了操作系統的自主產業化，又繼續在學術領域指導學生、發表研究成果，推動操作系統前沿探索。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在光明科學城的“樓上樓下”模式，開創了物理空間融合新范式。樓上實驗室聚焦基礎算法突破，樓下創業工場進行工程化驗證，這種布局使某些項目的產品化周期比傳統模式快3倍。我們需要認真總結經驗，同時也要從新的實踐中發現規律，讓科技和產業創新融合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探索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新體制、新機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一定要注意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特點，因“行”制宜。最近蓬勃興起的人工智能領域，由于大模型需要大算力，財力雄厚的企業已經走在大學與科研機構前面，技術開發上可能要更多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大學和科研機構轉向做探索新途徑研究。而對于量子計算、光子計算、核聚變、室溫超導、集成電路工藝的顛覆式創新等領域，還需要做深入的目標導向基礎技術研究，探索可行的技術途徑，就要提倡潛心研究，不能把單點工藝的實驗室突破當成可批量生產的產業技術。出成果是主要依靠對科學的熱愛和好奇心，還是靠集中力量辦大事，也要區分科研的不同階段和不同的行業。在技術路線未明確的階段，資源過度集中于某個想當然的方向可能產生“技術鎖定負效應”。日本“第五代計算機計劃”的失敗就是源于過早將國家資源押注在邏輯推理路線上，沒有預見到后來興起的深度學習浪潮。

每個行業中企業的科研能力不同，但總的來說，中國的企業已經成為科技發展的主力。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科研人員應當改變觀念，不要總覺得企業只是自己科研成果的承接者。2023年，中國企業研發投入為25922億元，占全國研發經費的77.7%，其中華為公司研發投入1615億元，接近中國科學院全院年度經費（約1700億元，含大科學裝置運維經費）。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企業參加或牽頭的占比已接近80%。國家公共財政支持要注重普惠性，國家科技項目應聚焦行業共性技術，推動技術共享和產業升級。企業承擔的國家項目產生的專利，至少20%應當與其他企業共享。龍頭企業要以構建產業生態為己任，國家應鼓勵龍頭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聯合高校、科研機構開展前沿技術探索和行業共性關鍵技術攻關。總的來講，我國高水平的科研人才還是大量集中在大學和科研單位的全國重點實驗室，龍頭企業要著力培養和引進有長遠和全局眼光的戰略科學家。計算所和華為公司的合作表明，以企業生產部門的意見為導向往往使合作轉向算法微調層面，難以觸及底層架構創新。我國的企業也需要改變觀念，應從“短期功利主義”轉向“中長期價值創造”。只有從“項目合作”升級為“生態共建”，科技和產業的創新融合才能真正進入良性循環。

科技評價體系在促進科技與產業融合創新中起到關鍵作用。論文的引用率是明確的；專利的轉化率包括作價入股等潛在效益，其中可能有水分。成果鑒定中往往需要企業的應用證明，但轉讓或許可的技術在企業的產品和服務中究竟發揮了多大作用，一般是講不清楚的。今后對技術成果的評價應引入戰略價值指標，包括安全兜底能力（國外斷供時的替代能力）、產業鏈的控制力（在產業鏈中的關鍵程度）等。國家的主要科技政策應該有長期穩定性，引導科技人員潛心做科研，不必擔心由于政策改變自己就從“先進者”變成“后進者”。由什么主體來擔任科技評價者也很重要，是否通過項目驗收往往是布置項目的部門說了算，但完成了項目指標的科研成果未必有產業價值。今后在成果驗收和鑒定上，要提高下游企業的發言權重。

推動科技—產業融合創新的建議

關于產學研合作和成果轉化，我國已經制定了多部法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了深化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改革的重要方向。近幾年各省市也陸續出臺了一些新的政策。例如，《上海市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2024－2027年）》規定，“推動符合盡職免責條件的科技成果轉化不納入國有資產績效和保值增值考核范圍”。《海南省全面深化職務科技成果權屬改革實施方案》規定，“國有資產審計不再包括職務科技成果”。根據《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和各省份的實踐經驗，國家應盡快修改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等相關法律。國有資產流失是科研單位負責人不可觸及的紅線，在合規管理優先的形勢下，必須對無形資產管理有非常明確的規定，如此科研單位的領導才會敢于做知識產權處置。

我國的重大科研項目（包括國防科研項目）大多以樣品和原型系統驗收為目標，導致許多科研成果沒有進入市場。我國的光伏和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崛起，驗證了“戰略需求牽引+全鏈條攻關+市場迭代反饋”的科研范式，提供了如何開展目標導向科學研究的成功經驗，其他領域應學習光伏和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經驗。今后對國家重大科技項目要進行區分：對探索性強的項目可以以驗證可行性為目標；目標明確的已具備市場化條件的國家重大科研項目，驗收目標應延伸到產品開發，考核是否在市場上取得成功。

我國現在高技術創業的環境亟須改善。目前，幾乎所有的風險投資都要求與創業者簽訂“對賭協議”；相當多的“對賭協議”要求創業者承擔無限責任，而我國的法律部門大多承認這種苛刻的“對賭協議”的合法性。一旦創業失敗，創業者就成為進入黑名單的“失信者”，個人財產也被凍結。要求創業者超出注冊資金之外，賠償投資人全部投資，不符合公司法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的基本原則。政府應出臺法律，對風險投資者應當承擔的風險做出明確規定。對有重大意義的創業公司，政府可以采取靈活的辦法，承擔一定比例的創業風險，企業成功后通過特別所得稅等方式返還（這是以色列的做法）。

德國弗朗霍夫協會是德國公助、公益、非營利的科研機構，重點為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有近15000名科研人員，一年為3000多企業客戶完成約10000項科研開發項目，年經費超過21億歐元。德國聯邦和州政府投入約30%的基本資金，70%的訂單來自工業界和公共資助的研究項目。在湯森路透發布的“全球最具創新力的政府研究機構25強”榜單中，德國弗朗霍夫協會排名世界第2位。我國還沒有重點為中小微企業服務的國家科研機構，而中小微企業又特別需要技術支持，德國弗朗霍夫協會的運作機制值得借鑒。各地創辦的新型研發機構的初衷，大多是支持中小微企業，國家應當出臺新型研發機構的相關法律，為其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人才靈活流動是科技和產業創新融合的關鍵，對于面向企業的人才交流，應當采取更寬松的政策。有條件的大學和科研單位，可以學習國外的帶薪年假制度，鼓勵科研人員在年假期間去企業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規定，“公立高校或公立科研機構科研人員在不發生利益沖突的前提下，可到企業從事兼職工作”。所謂“利益沖突”主要是指技術秘密。國家科研單位不應以盈利為目標，而應以擴散技術和知識為己任，技術秘密應當盡量申請專利予以公開。從政策上講，要鼓勵大學與科研機構的科研人員向企業傳播知識。

“負結果”指研究未達預期、技術路線失敗的實驗成果。科學研究中發現哪條路走不通，對創新企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目前大量有價值的“負結果”被埋沒，由于負結果未公開，導致許多科研工作重走彎路，造成巨大資源浪費。“負結果”發表機制的本質是對科學探索規律的尊重，其推廣不僅需要政策創新，更需重構“失敗即進步”的科研文化生態。

新技術的落地需要場景，需求側激勵是支持產業創新的有效措施，如開放醫療影像應用場景，對醫學影像人工智能企業是求之不得的事。“場景補貼”政策是政府或相關機構為促進特定應用場景或消費場景的發展而制定的經濟扶持措施，通過資金支持、稅收優惠、資源傾斜等方式，推動新技術、新業態、新服務在具體場景中的落地。與傳統的行業補貼不同，“場景補貼”更強調具體應用場景的示范性和推廣性。例如，支持新能源汽車在公共交通中的應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