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29日，2023年夏季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在中國天津召開，主題為“企業家精神：世界經濟驅動力”。此次會議匯聚全球近100個國家和地區的1500多名政商學界精英領袖，也是自2019年以來夏季達沃斯首次回到線下舉行。

面對當前世界低增長、生活成本高漲、地緣政治分化加劇、不平等擴大以及氣候和自然危機日益嚴重，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旨在通過搭建對話、呼吁創新與恢復合作的方式，應對共同挑戰，重振全球經濟增長。

今年4月，國家統計局發布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經濟增速達4.5%，在全球表現搶眼。在本屆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國務院總理李強也在發言中表示：“預計二季度增速將快于一季度，全年有望實現5%左右的預期增長目標。”

日前，已有多個國際機構上調對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世界銀行預測上調至5.6%、花旗上調至6.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也曾表示，預計今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達三分之一，為其他國家發展注入動能。

澎湃研究所研究員在本屆夏季達沃斯中感受到各國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視，多國官方決策者認為中國將在帶領全球經濟復蘇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的增速目標是中國幾十年來的最低水平。

備受矚目的中國經濟是否會實現強勁反彈？不再兩位數增長的時代，對中國經濟應該有著什么樣的想象，經濟增長會主要圍繞哪些領域？在極具變化的地緣政治是否會進一步對中國造成影響？

制造業等待升級

制造業作為中國經濟的強項，在走出疫情影響經濟復蘇中，仍扮演著重要角色。2022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規模超過美國、日本、德國和韓國總和。在本屆達沃斯，亞洲與中國制造業的復蘇與繁榮成為重點議題。

在“亞洲制造業復蘇”論壇上，TCL創始人、董事長李東生表示，自從加入WTO之后，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發展出門類齊全的制造業體系。富士康科技集團董事長則指出，制造業所提供的廣泛就業機會，讓不同層面的人員都可以參與制造環節，被雇傭者在工作崗位上受到持續不斷的教育訓練，成為穩定國家社會的重要作用。

但過去五年間，國際經貿環境變化顯著，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市場低迷疊加疫情，進一步加速了各國產業鏈的本地化、區域化布局。同時，隨著中國人口紅利放緩，制造業向東南亞等國轉移被視為一種趨勢。尤其在2018年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對數十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征收關稅，部分企業將制造業遷往成本更低的越南、孟加拉國和印度。

對此，富士康科技集團董事長劉揚偉表示，人力密集型的工作會從高GDP國家轉向低GDP國家，是經濟上的自然規律。“中國人均GDP從300元增長到萬元，如果還做當初300元時的事，一定是高成本項目。”

而且，制造業的部分遷出并不意味著中國將喪失世界制造業中心的位置。世界經濟論壇曾在《為什么全球制造業仍然離不開中國》一文中稱，相較于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中國的勞動力雖然標價更高，但生產力也更為突出。更重要的是，中國制造業具有高水平的產業集聚效應和先進的制造生態系統，意味著其制造業供應鏈幾乎能夠掌握制造產品的每個步驟。這既成為中國目前在全球制造業中的比較優勢，也成為未來數十年中，亞洲其他國家制造業的戰略方向。

當然，在撲朔迷離的地緣政治與現實的國情下，中國制造業也亟須升級與轉型。

從制造業企業角度，李東生提出，在全球化發展模式上，中國制造業要從輸出產品轉向輸出工業能力，企業要探索海外經營的本土化。“在海外本地設計、生產、銷售給本地消費者，做好本地化服務，這同時也可以帶動國內供應商在海外共同發展。”

另外，李東生還指出，當前中美間的大國博弈使得地緣政治風險升級，中國獲得高技術生產資料的難度加大，在基礎工藝、裝備、工業基礎軟件和產業技術基礎等領域，存在關鍵技術的“卡脖子”難題。因此中國制造業亟須轉型升級，在更多產業領域突破“中等技術陷阱”，保障供應鏈自主可控。

對此，他希望政府能制定更有利于支持企業進行技術開發的政策，加強支持知識產權保護，放寬企業參加國家重大科研項目的條件，對高科技、重資產、長周期項目提供資本性融資。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IMF前副總裁朱民也建議，中國制造業應在價值鏈上進行升級，而數字化是提升制造業的關鍵。

2022 年，中國公布“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速數字經濟的時間表：到2025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10%。數字經濟的加速發展將如何深刻影響中國的未來，又將如何塑造全球數字競爭的格局和準則？

數字中國新藍圖

“中國的數字化在很多國家是不能想象的。”世界經濟論壇大中華區主席陳黎明向澎湃研究所研究員表示。

觀察也印證在數據中。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年）》顯示，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0%。如何理解數字經濟規模占GDP四成，這是否意味著“十四五”規劃中的目標已經完成？

在“數字中國新藍圖”分論壇上，埃森哲大中華區主席朱虹解釋道，中國使用的數字經濟是廣義上的概念，包含了兩部分，一個是數字產業化，即數字經濟的狹義概念，也是“十四五”規劃中的“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如軟件、計算機信息制造、電信、互聯網等行業；另一個是產業數字化，即數字行業對傳統產業賦能而提升生產效率的部分。

在數字賦能制造業上，霍尼韋爾中國區總裁余鋒分享了20年前在蘇州建設“數字化”工廠的故事。20年前的數字化工廠指的是生產技術上的先進，但在運營管理上仍屬傳統工廠。對工廠不斷導入數字化后，沒有增加工人和廠房的情況下，工廠產能增長了四倍。

余鋒說：“數字化的應用很多，比如產線上出了問題，以前是層層上報，報得快一點，1個小時解決了，慢一點，兩天都不能解決。但通過數字化就很簡單，常見問題會自動分析解決，幾分鐘沒人處理就會自動上報。”

但中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仍不充分。自2018年起，埃森哲與工信部每年聯合發布《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朱虹說在調研中發現，和全球企業相比，中國企業的局部數字化做得不錯，但整體“拉通”程度低，即研產供銷拉在一起、人財物拉在一起，從生產、數據、運營和技術各個層面全方位拉通，建立起全視角和全局性思維。在這方面，全球企業有近七成已經實現，中國企業只有兩成。

朱民對ChatGPT出現后，制造業的數字化想象更為深遠。他從消費端去看待改變，“ChatGPT 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數字經濟的理解，一個 APP 取代一切的時代正在到來。”

以電商為例，在AI時代，數字技術除了提供搜索信息之外，還能夠直接幫人類做決定，這將改變零售的數字化過程。朱民說：“這是對人性理解的根本改變，因為AIGC不是了解你想要什么，而是在想辦法理解你可能想要什么，來給你推送商品。”

光之樹科技創始人與CEO張佳辰描繪了驅動未來數字經濟的三大趨勢：首先，是對過去數字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的重新修補與思考，如在法律法規上對隱私數據安全等問題監管；第二，效率進一步提升，不論是AI大模型還是企業數字轉型中的數據打通，都會再次帶來效率的提升，人的工作也會進一步分工分層；第三，新技術帶來的新知識與新空間，尤其是量子計算、長壽科技與太空探索等技術值得期待。

展望未來之外，也需著眼于當下。在大國博弈可能升級的當下，中美在科技研究領域仍然存在差距。

陳黎明表示，中國的人工智能專利數和論文的發表量都已超過美國，位列全球第一。技術在應用方面表現不錯，但是在基礎研究方面，仍待加強。朱民也表示，雖然中國論文發表得多，但被高頻引用還是不夠。在模型方面，美國的模型更多是橫向的，而中國的更多的是垂直應用型的。

同時，當AIGC的到來，也再次更新了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朱民認為，不同于5G、物聯網等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未來的數字新基礎設施將圍繞算力、數據、云等展開。

中國經濟將迎來強勁反彈？

在為期三天的達沃斯論壇，最后一日一場名為“中國經濟是否會強勁反彈？”的分論壇座無虛席，吸引了多國各國領袖與精英入場觀看，等待答案。

世界工程組織聯合會前主席龔克表示，強勁反彈有點不切實際。我們不能忽視多年疫情對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大量的公共部門資源被消耗，“中國需要一些時間從疫情中復蘇”。

朱民表示，中國消費已經反彈，但沒有預期的那么大；房市也有反彈，但也不是強勁反彈，而且當前房地產市場供需極度不平衡，雖然短時間內不會出現系統性風險，但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必須進行結構性的改變，從房地產、貿易到制造業，中國必須尋找長期的增長引擎。

美國智庫歐亞集團主席Clifford Kupchan認為，從目前形勢看，中國經濟反彈一定會出現。但作為出口大國，中國的發展離不開有利的國際環境，近年來，全球經貿出現不利局面會對中國造成影響。

作為與會嘉賓中的民營企業代表，Avant Meats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陳解頤已經感受到國際形勢的影響，她表示：“現在我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國際投資人，我們已經做好最壞的打算，世界的現狀讓我們都成為戰略家。”同時，她認為，中國經濟的反彈對民營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至關重要，目前的國內外環境，擺在民營企業面前的是供應鏈競爭力弱、融資估值難、人力資源分歧等多種困境。

“中國經濟增長仍然有很大潛力，但也要充分認識到，中國的未來不會是一路坦途。”陳黎明向澎湃研究所研究員表示，中國還面臨著短中長期的不同挑戰。

短期內，除了中美關系外，中國還面臨借貸不足、消費信心不足、投資不足、政策透明性有待提高等問題。中長期看，擺在中國面前的有人口出生率不足、老齡化、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等一系列問題。

陳黎明呼吁中美之間應盡快化解政治、經濟方面的矛盾，肩負起大國的責任。他表示“脫鉤”、“去全球化”是不現實的，會使得整個世界的效率大幅下降。“脫鉤”會讓技術標準都不一樣，分陣營。“就好像世界各地的插頭標準不同，出去旅游要帶好多種插頭。”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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