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中德兩國迎來建交50周年紀念日。88歲高齡的中國前駐德大使、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前會長梅兆榮近日接受中國網專訪，回顧了50年來中德關系的發展，對當下的問題與挑戰予以評述，并對未來的發展前景進行了展望。

四任聯邦德國總理治下的對華關系

梅兆榮曾參加中、西德建交談判，也親歷了柏林墻的倒塌與兩德統一。在長達近9年的時間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即使在退休之后，他依然長期奮斗在外交戰線。梅兆榮說：“我與施密特、科爾和施羅德三位聯邦德國前總理建立了友好關系，對他們的對華態度和當時的兩國關系記憶猶新。我同默克爾總理雖然沒有工作上的直接聯系，但密切關注她的涉華言行?！?/span>

據梅兆榮回顧，時任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1975年首次訪華時，曾明確表示“把中國放在與美蘇同等的地位看待”。訪問結束時，施密特總理得出三點結論：一、雙方都反對蘇聯的擴張威脅；二、中國是文明古國，人民勤勞刻苦，但經濟落后，是一個需要幫助的發展中國家；三、毛主席的博學給人印象深刻，令人崇敬。

1978年5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高級代表團赴西歐五國考察。施密特在與其會見時表示，希望中國的經濟強有力地發展起來，中國作為亞洲穩定因素的作用應大大增強。同年10月，兩國政府簽訂了科技合作協定，時任德國研究技術部長的福爾凱？豪夫指出，這是兩國關系發生“質變”的標志。1979年10月，時任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訪德，施密特高度評價中方對國際形勢的精辟分析，表示希望中國強大起來并在世界政治中發揮更大作用。

1982年，施密特卸任。在此之后，他在演講和著作中依然常為中國說話。例如：他公開批評有些歐洲人“傾向于接受美國偏見，愛從負面評價中國，從道義上指責中國人”；他指責有些德國政治家和政論家認為中國必須變得更加民主；他表示，“鑒于20世紀的德國歷史，德國人最沒有權利在道義上指責中國這一中華文明古國。”梅兆榮回憶稱。

1982年，科爾接任聯邦德國總理后即明確指出：“中德兩國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廣泛一致，有很多合作潛力可利用?！?/span>

1984年10月，科爾以總理身份首次訪華，開門見山就向中方建議，兩國應發出“長期穩定合作信號”“確認兩國走共同發展道路”，對中國一貫支持德國統一表示高度評價。

1986年6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訪德?？茽柺①澲袊锹摪畹聡疤貏e重要和特別值得信賴的伙伴”，重申德國的對華方針是“發展深入密切的合作”，使兩國建立“充滿信任的關系”，“到下一個世紀也能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

1987年7月，科爾再次訪華，重申要“長期穩定地發展兩國關系”“政治上相互磋商、經濟上密切合作、文化上相互交流是兩國長期穩定合作的三根支柱”“德國將加強這三根支柱”。科爾政府自1982年起向中國提供無償性質的“技術合作”，自1985年起提供軟貸款性質的“財政合作”，概稱互利共贏的“發展合作”。

梅兆榮指出，必須承認的是，科爾執政16年內，中德關系既有積極、順利的發展，也有復雜、激烈的斗爭，以及沖破障礙取得突破的成果。

據梅兆榮回憶，1989年，西方國家在美國主導下對中國實行“集團制裁”，德國出面通過制裁決議的是議會。當時，西德各黨內部都有一些反華人物，但以科爾為代表的主政力量靜觀事態的發展變化，想方設法逐步改善對華關系，采取的突出舉措有：1990年，邀請時任國務委員兼外長錢其琛于1991年訪德，后因德方有人在接待規格上搗鬼，致使訪問推遲至1992年才成行。1993年，科爾提出他自己希望于當年訪華并邀請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1994年回訪；在李鵬訪德期間，科爾又以時任德國總統赫爾佐克名義邀請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1995年訪德，他自己也于同年再次訪華并參觀一個解放軍部隊。

“當時邀請錢其琛外長和李鵬總理訪德均屬突破‘禁忌’的行動，兩人訪德期間與德方反華勢力的斗爭驚心動魄，結果不僅沖破了一些障礙，還推動了兩國經濟合作。當時的德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曾私下告訴我，錢外長的訪問雖然充滿激烈交鋒，卻成了推動兩國關系的‘轉折點’。科爾在同李鵬總理會談時明確表示：他歷來主張把雙邊關系和人權問題‘脫鉤’，并堅決反對一些人利用所謂的‘人權問題’對中國進行攻擊?！泵氛讟s回憶說。

從1989年6月至1996年末，圍繞人權問題、涉藏問題和售臺潛艇問題，兩國斗爭之密集和尖銳激烈，前所未有。作為時任大使及當時外交風云的見證者，梅兆榮表示，正是感謝黨和國家的堅強正確領導，也得益于科爾等一些友華力量的支持，中德關系發展取得了良好結果。1995年，科爾政府取消了除武器禁運之外的所有對華制裁措施。1996年11月，時任德國總統赫爾佐克訪華，兩國關系“雨后天晴”。

1998年，社民黨人施羅德在大選中獲勝上臺?！白鳛樯鲜兰o60年代德國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施羅德對中國有好感；他任下薩克森州長時兼任大眾汽車公司監事會成員，深知大眾汽車同中國合作得益良多。他曾主張解除對華武器禁運，由于參政的綠黨反對而未能實現；施羅德的第一次訪華即以‘北約成員國’名義為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向中國‘道歉’?！泵氛讟s透露。

2004年5月，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和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商定兩國在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框架內建立“具有全球責任的伙伴關系”和兩國總理年度會晤機制。梅兆榮回憶道：“施羅德曾親口對我表示，他的對華政策就是‘科爾的政策’?！?/span>

2005年卸任后，施羅德始終反對“妖魔化中國”，強調歐洲和德國都“需要中國”，不僅在雙邊經濟合作方面，而且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同樣需要。

2005年末，基民盟主席默克爾接任聯邦總理。

是年10月，默克爾以候任總理身份向媒體表示，她將保持對華政策的“連續性”。然而她上臺后，多次攻擊中國的人權狀況，稱中國的崛起是對德國和歐盟的“嚴重挑戰”，主張以“不斷增強的責任感”和“國際道義規則”來“規制中國的內外政策”，將中國“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2007年9月，她不顧中方強烈反對，一意孤行會見達賴，支持其“自治”要求，導致中德關系陷入低谷。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德國和歐洲經濟遭嚴重沖擊。

梅兆榮表示，在此背景下，諸多因素促使默克爾對華合作需求上升，價值觀外交有所收斂。2010年7月默克爾第四次訪華，表示愿同中國“全面推進戰略伙伴關系”，并商定建立“政府磋商機制”。2013年，李克強總理訪德；2014年，習近平主席訪德，兩國關系從2012年的“展望未來的戰略伙伴關系”升格為“全方位戰略伙伴關系”，雙方共同發表《中德合作行動綱要：共塑創新》，就《中國制造2025》與《德國工業4．0戰略》對接取得共識，為兩國在更高水平上擴大和升華合作開辟了前景。

但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產品競爭力增強，國際影響力上升，特別是中國美的集團收購德國頂級智能企業庫卡之后，德國急速卡緊了對華技術轉讓政策，幾位德國政要紛紛發表新版“中國威脅論”。2019年1月，德國工業聯合會推出《合作伙伴與制度競爭者中國——如何應對受國家操控的中國經濟》長文，呼吁德國和歐盟的政策制定者“必須對中國的‘制度挑戰’采取強硬的對策措施?！蓖?月，歐盟在德國推動下出臺了對華政策“新規”，把中國主要定性為“制度對手”，將中歐關系推向制度斗爭。

2020年5月27日，默克爾就下半年德國輪任歐盟主席國期間的外交與安全政策話題在阿登納基金會一個小型視頻會上說：“中國是一個在法治、自由、民主和人權問題上同我們有深刻差異的國家”“我們之間隔著原則性分歧”“只有同美國和北約相互依存，歐洲才能在世界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

梅兆榮指出，正是本著上述政策思路，時任國防部長卡倫鮑爾2020年10月公開承認，德國對特朗普發動的“對華貿易戰”和對中國提出的各種“指責”和“訴求”持“贊同”態度，只是對其推行單邊主義和違背國際規則的“行事方式”不能茍同。在特朗普對歐盟和德國也實施貿易戰，要求德國減少對美貿易順差和增加防務預算，反對“北溪－2”管道建設之后，默克爾才哀嘆“完全依賴美國的時代正在結束”。

梅兆榮還談到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研究中心西班牙高級訪問學者諾亞？巴爾金曾撰文透露：盡管德國2019年春推動歐盟把中國宣布為“制度性對手”，但默克爾隨后“敏銳地意識到自身的脆弱性”，“在是否跟隨華盛頓公開對抗北京這個問題上變得猶豫不決和謹慎”，因為她“既要保護德國的經濟利益，又要預防隨心所欲、不可預測的特朗普”。

中德之間不可能“脫鉤”

2021年末，由社民黨、綠黨、自民黨三黨聯合組成的德國新一屆政府正式開始執政，德國內部“減少對華依賴”的言論甚囂塵上，甚至有些政客鼓吹同中國“脫鉤”，為雙邊各領域的合作制造諸多障礙。對此，梅兆榮表示，這背后存在復雜的原因：

“一個因素是中國和大批新興國家快速崛起改變了國際力量對比，使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的當權者產生了日益強烈的‘不安全感’。曾長期處于美蘇對抗前沿的德國，即使在德國統一和冷戰結束之后，統治階層中不少人仍以意識形態斗爭的視角看待制度差異，對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國尤其抱有偏見，并提出了對華推行‘價值觀外交’的政策，即以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的觀念衡量、滲透和演變中國。第二個重要因素是美國的指揮棒作用。德國一些政客常言，德國的安全靠美國‘保護’。只有同美國和北約相互依存，歐洲才能在世界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第三個因素是影響和拉攏選民，為貫徹自己的政治服務。” 梅兆榮談道。

此外，他指出，兩國建交50年來，德國企業最早關注中國改革開放，也率先享受中國開放政策的成果，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實現了合作共贏。在這其中，“贊成同中國‘脫鉤’的極少，反對減少對華‘依賴’的聲音卻不少?！?/span>

梅兆榮表示，烏克蘭危機爆發后，德國和歐盟對俄實施多輪嚴厲制裁之后，反噬效應卻不斷顯現，能源難獲得、通脹率大增、經濟衰退風險嚴重，民眾不滿上升。而在華德企大多數堅持留在中國，認為保持對華合作有利于德國經濟渡過難關。“種種跡象表明，中德之間不可能‘脫鉤’?！?梅兆榮說。

中德之間共同利益遠大于分歧

總結過去50年中德關系的發展變化，梅兆榮認為可以從中得出三條寶貴經驗：

一是中德關系發展得順利與否，取決于兩國是否正確處理制度差異，切實做到“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如果一方企圖以自己的價值觀改變對方，兩國關系必然會遭遇挫折。唯有雙方相互尊重，理解并照顧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雙方關系才能順利前進。

二是中德同為制造業和出口大國，經濟結構上互補性強，兩國合作有優勢互補的基礎，可以做到互利共贏。中國已連續六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中德貿易額約占中歐貿易額三成，中德經貿合作是中歐關系的“領頭羊”。

三是兩國領導人在雙邊關系中的正確引領性作用至關重要，不可或缺。

對于中德兩國關系發展的前景，梅兆榮表示仍有信心。“只要德國掌權者從德國自身利益出發，切實端正對華認知，落實戰略自主，不被美國牽著鼻子走，就能看清中德之間共同利益遠大于分歧?！?/span>

他表示，雙方應發揚建交50年來的成功經驗，繼續推動雙邊關系向前發展。對此他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增強政治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聯邦德國成立后，未同臺灣建立官方關系。中國則一貫支持德意志人民謀求民族統一。這反映了兩國領導人的遠見卓識。雙方應繼續貫徹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原則。二是繼續加強互利共贏的合作。應增進在經貿、科技、氣候變化等各領域的務實合作，而不是在雙向投資等方面設置障礙。三是增進民心相通。要進一步加強在文化、旅游、青年、媒體、智庫等領域的交流，不斷增進相互了解，擴大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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