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18年11月份各項經濟數據的陸續公布，諸多解讀都圍繞著“中國經濟軟著陸的下行壓力”而展開。國外個別媒體更是把社會零售8.1%和工業產出5.4%的增長率下滑，直接聯系到中美貿易戰的前景。筆者認為，其實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壓力，并非來自外部市場，而是過去幾年供給側改革不斷在驅趕的“經濟灰犀牛”——那些長期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無論是零售業數據，還是工業產出增長，都與中國房地產業的景氣程度密切相關，而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最大“灰犀牛”，就是潛在的房地產泡沫風險。離我們最近的兩次全球性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就是東南亞國家和美國的房地產泡沫風險積聚并最終破滅。

　　因此，過去幾年中國在房地產領域主動地限制“投機性”炒作、限制金融領域為房地產業“變相輸血”，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化解房地產行業周期對整個經濟的巨大潛在風險。作為代價，房地產上下游的制造業擴張減速，以及最終波及到消費領域的適度減速，都是該行業“去庫存”的必然過程。

　　威脅中國經濟第二只 “灰犀牛”，是依然在困擾日本經濟的所謂“流動性陷阱”，即中央銀行被迫超發貨幣“拯救”通貨緊縮。過去幾年來，中國清理地方政府債務，各級都不同程度感受到了融資壓力，被迫收縮那些低效率的基礎設施投入，更加注重培育本地特色產業帶動就業和稅收。中央和地方國資委對“僵尸企業”的清理，也讓央企更加聚焦主業、商業銀行減少對國有經濟的無效貸款，最終使得廣義貨幣(M2)增速持續下降。貨幣增速的下降，是金融去杠桿的良性出清，穩住了匯率預期，逐漸化解系統性的政府信用風險，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零售和產出的增速。

　　中國經濟的第三只“灰犀牛”是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不僅包括東西部區域發展不均衡，也包括城鄉經濟的發展不均衡。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最新的消費和增長數據，就會發現中西部經濟增速亮點頻出——前三季度中國增長最快的十個城市中，九個來自中西部;社會零售增長數據顯示，農村消費增速也快于城市，這些都是宏觀經濟調結構的方向所在。畢竟，通過外向型經濟改革，東南沿海積累了大量財富和產能，也拉高了沿海居民收入和工資水平，造就了與中西部省份的生產成本“落差勢能”。過去幾年，大量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紛紛“內遷”，將制造業產能從珠三角和長三角遷移到包括江西、重慶等內陸省市，帶動了當地的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

　　總之，階段性經濟數據軟著陸，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程度上升而帶來的潛在增長率下降，也是近幾年“三去一降一補”的必要代價，不值得大驚小怪。我們更需要的是堅定改革意志，減少不必要的對市場直接干預，同時加強底線思維，尤其是本地的就業疏導和民生保障，確保經濟能順利完成結構調整，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轉型升級。

(作者是盤古智庫學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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