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常態”這一名詞正與中國經濟產生緊密聯系。普遍的解讀認為，“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并呈現出經濟增長速度換擋、結構調整陣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疊加的三個特點。

    具體到鋼鐵行業中，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早于中國整體經濟2？3年就已進入到了“新常態”。

    在這樣的“新常態”面前，認清鋼鐵行業的主要矛盾所在，是鋼鐵行業思考自身發展方式轉變、結構調整和改革創新方向及思路，并采取正確對策的前提。

    鋼鐵“怪圈”

    2012年，大中型鋼鐵企業決算匯總虧損7.6億元，到2013年實現利潤228.9億元，但是扣除非鋼鐵盈利，大中型鋼鐵企業平均噸鋼利潤僅4.2元。

    從這樣的運行環境來看，鋼鐵行業面臨的是，首先全行業進入了低速增長的常態，市場需求不可能有較大幅度增長，靠需求高速增長拉動的高增長、高盈利時代已經結束；二是進入了結構調整的常態，在這一過程中，嚴重虧損企業將面臨資金斷流的風險，鋼鐵企業需要保持平衡心態，立足自身尋找出路；三是進入了宏觀政策改革調整的常態，其中最需要解決的深層次問題是如何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同時擺脫依賴國家大規模經濟刺激的幻想。

    一直以來，行業內外習慣于把鋼鐵行業經濟效益困境歸結于三大原因：一是原料等要素漲價；二是市場需求萎縮；三是產能過剩。其實鋼鐵行業困境的本質，是在產能存在過剩的條件下，二元產權結構和缺乏公平競爭而導致的市場機制失靈。具體來說就是部分承擔供求調節器的邊際生產者未能發揮應有的調節作用，致使上游價格變化因素不能正常地向下游傳遞。

    中國鋼鐵行業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發展中，已經成長為一個接近于完全競爭的市場。鋼鐵企業基本上成為市場競爭主體，并已經形成國企、民企兩分天下格局。到2013年，全國民營鋼鐵企業生產粗鋼4億噸，占全國粗鋼產量的51.35%，而在2001年時，全國民營鋼鐵企業的產量僅為168萬噸，占全國產量的10%。

    在這種市場結構中，如果按利潤率由高到低排序，排在隊尾的企業作為邊際生產者，能夠根據市場供求關系及時作出調整，那么整個行業也就不至于陷入虧損。但現實的情況是，一些已經沒有銷售毛利甚至沒有邊際貢獻的企業，并不及時調整生產節奏，再加上鋼鐵產品具有需求缺乏彈性和價格富有彈性的特點，在產能過剩、需求放緩的市場環境下，只能進入“越虧越干，越干越虧”的怪圈。

    這種怪圈的存在，使得鋼鐵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大大降低。這種情況曾出現在上世紀末，當時的鋼產量只有1億多噸時，大中型鋼企連續3年平均利潤基本為零。

    造成市場機制失靈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其深層原因主要是改革不到位。首先是在政企關系上，政府直接干預太多，而該管的事卻沒有管住管好。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原因的考慮不僅默許企業盲目擴大產能，有的還給予了鋼鐵企業大量財政補貼。

    近日，華菱鋼鐵披露的2014年中期業績報告顯示，其上半年獲得政府補貼達到了自身凈利潤的4倍。同時，對30家鋼鐵上市公司2011？2013年年報統計，其進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分別高達29億元、44.7億元和28.3億元。

    管制失效

    對鋼鐵投資的管制政策，也不十分成功，主要標志之一是目前半數左右鋼鐵產能是未經核準的“違規產能”，其中多數是地方政府默許甚至縱容下建設的。換句話說，過去鋼鐵產業很大程度上是由“看得見的手”安排，或者在政府缺位情況下由“看不見的手”支配盲目發展。這是導致市場供求嚴重失衡，礦石價格暴漲、布局結構扭曲、過剩產能難以退出等風險的主要因素之一。

    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尚不完善，各級政府對該管的污染排放、假冒偽劣鋼材等，又疏于管理，使一些落后產能獲得生存和發展機會。雖然國家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為鋼鐵行業創造一個包含執法、環保、稅收、流通秩序、資源配置及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但從現實情況來看，公平競爭的環境難以在短時間內形成。

    當以上矛盾交織在一起并相互作用時，市場扭曲和市場失靈造就了鋼鐵行業在下一步的發展中，所要面臨的問題和嚴峻的壓力。

    2014年上半年，在列入中國鋼鐵工業協會財務指標統計的大中型企業中，盈利企業63家，其中盈利在5億元以上的企業只有6家；虧損企業25家，虧損5億元以上的企業有7家。與之相對應的是，大中型鋼鐵企業資產負債率已達70%，其中有5家鋼廠資產負債率甚至超過100%，變為資不抵債狀態。

    隨著國務院對產能過剩行業調控政策的趨嚴，鋼廠直接從銀行增加貸款的通道正在被逐步關閉，依靠“借新還舊”維持現金流的大多數鋼廠資金鏈已持續緊繃。鋼鐵企業效益明顯分化、資金不足，意味著行業“大洗牌”在所難免。

    目前包括江西、安徽等多個省份在內，都提出了在鋼鐵行業實施產業鏈整合和跨地區兼并重組的總體方案，以推動企業兼并重組。不過，實際收效甚微。由于在財稅利益分配、人員安置等問題上存在體制性障礙，地方政府對外地企業兼并本地企業，以及本地強勢企業將資金投往外地或并購外地企業，基本上持不支持態度，這就使得不少兼并重組項目遲遲不能落地。

    要想破除這些障礙，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國有與民營的關系。著重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國企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應該建立在提高自身競爭力上而非政府特別眷顧上。政府主要依據法律法規當好“裁判員”和“收容隊”(履行社會保障和穩定職能)。對民營企業，則要在通過法律法規和政策引導它們加強自我約束的同時，落實國家發展民營經濟政策導向，助其獲得公平的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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