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原國家對外經貿部副部長、博鰲亞洲論壇原秘書長、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席龍永圖在首屆“中國企業國際化論壇”上表示，如果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第一個歷史節點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那么今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望首次超過外商來華投資，預計2014年年底對外直接投資總額能達到1200億美元，中國將成為對外投資凈流出國，可以看成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第二個歷史節點。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輝耀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商務部今年以來不斷簡化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審批程序，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門檻正在不斷降低。10月6日，由商務部發布的新修訂的《境外投資管理辦法》正式開始實施，中國企業走出去門檻大幅降低，未來企業對外投資99%的項目只需要備案，僅1%需要核準。

　　但王輝耀表示,根據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踐分析，本次審批改革還不徹底。“應將事前投資備案與審批改為事后備案，取消金額以及國家與行業的投資限制，把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權真正交給企業。”王輝耀說。

　　但即便走出去的門檻大大降低，實際上由于中國企業國際化起步晚、經驗不足，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也面臨著許多風險和挑戰。

　　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典型代表企業之一，福耀玻璃集團的創始人兼董事長曹德旺感嘆道：“出去用的是走這個字，走這個字是動詞，要想走路，首先身體要健康，沒有健康的身體走在路上會生病。”

　　難點一

　　對外投資貸款仍舊傾斜大企業

　　專家支招：

　　中小企業設法提高信用評級

　　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隊伍中，民營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上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與極大的積極性，民營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的占比不斷增加。

　　尤其是在美國市場，2013年民營企業的投資金額占中國對美投資總額的76%，民營企業在美投資項目總數已占中國對美投資項目總數的90%。其中聯想對摩托羅拉智能手機業務的收購、雙匯國際對史密斯菲爾德的收購以及萬達等在美國的投資，表現極為搶眼。

　　民營企業走出去的熱情很高，但是在現實中不少民營企業在實際的投資中卻存在著對外直接投資融資渠道狹窄、融資成本較高的現狀。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和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的調查，以及綜合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發布的中國企業“走出去”調查數據，有近30%的企業對目前對外直接投資的融資支持服務非常不滿意，68.4%的受訪企業希望政府提供融資支持。

　　調查同時顯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融資出現了分化，大型國有企業及大型私營企業由于多為上市企業，資本市場是其對外直接投資資金的主要來源。同時，商業銀行貸款、政策性銀行貸款以及并購貸款等專項貸款也主要在向大型國有企業傾斜。而中小企業在國際化運營方面，融資普遍困難。

　　工商銀行總行專項融資部副總經理秦靖表示，目前確實存在對國企背景的、特別是大型企業的信貸需求相對容易審批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偏小的企業要進行海外并購，可以進行一些資產質押，以提升信用評級。在自身的資產質量很好的情況下，銀行也愿意僅就目標信用來提供貸款。

　　政治風險保險

　　承保因下列原因造成的損失:①戰爭、類似戰爭行為、叛亂、罷工及暴動。②政府當局征用或沒收。③政府實施外匯管制。該保險通常與工程保險或財產保險一起投保，保險金額的最高限額為投資金額的90%。

　　難題二

　　規避投資中的政治和法律風險

　　專家支招：

　　購買保險+拿起法律武器

　　除了融資難和要承擔匯率波動的風險外，企業拿出真金白銀投資到國外市場，如何才能規避那些“不可抗力”的風險，比如戰爭、動亂等。

　　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2014年11月剛剛出版的《中國企業國際化報告（2014）》中顯示，通過分析從2005年1月1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期間發生的對外直接投資事件中120個輿論影響大、投資失敗的典型案例得出結果，25%的投資事件是因為政治原因導致失敗，其中有8%的投資事件在投資審批等環節因東道國政治派系力量的阻撓導致失敗；有17%的投資事件是在運營過程中因東道國的政治動蕩、領導人更迭等原因遭遇損失。

　　根據商務部數據中心的數據，2011年，中國在利比亞投資了50多個大型項目，合同金額超過188億美元，但因為利比亞戰爭，導致這些合同大部分無法履行。

　　今年5月，越南發生主要針對中資企業及華人的暴力打砸搶燒事件，在越南平陽等省的中資企業損失慘重（參見《中國經濟周刊》5月26日出版的第20期封面文章《中國企業在越南生存現狀調查》）。

　　對此，工商銀行總行專項融資部副總經理秦靖表示，對于有風險的國家，他建議投保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下稱“中國人保”)、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下稱“中信保”)或者是世界銀行下面的保險機構，這些公司可以對政治險進行保險。

　　公開資料顯示，中信保作為政策性保險公司，承擔中國出口企業海外政治風險的保障責任，通常中信保能夠比較明確、迅速地確認該類風險，且中信保對于該類風險大多給予90%的賠付比。

　　除了政治風險外，法律風險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另一大風險。

　　王輝耀表示，在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有一些企業法律觀念比較淡漠，除表現在不合規經營外，還集中表現為在東道國遭遇不公正對待招致損失后，不善于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投資權益。

　　不過讓人欣慰的是，今年7月，三一重工關聯企業Ralls起訴奧巴馬獲得階段性勝利，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維權提供了一種新思路與新借鑒。

　　在經歷了這場官司之后，三一集團總裁向文波和《中國經濟周刊》分享了他自己在美國打官司的一個很深刻的感受：從表面上看美國的政策是非常開放的，但其實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就像一道“玻璃門”，很容易就把他們認為不安全的投資拒之門外，而且不需要理由，成本極低。他希望通過他的這場官司告訴所有在國外投資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企業都要善于拿起法律的武器 “尋求公平正義，洗刷不白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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