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潛流”：正視中美發展分歧

外交學院副院長王帆表示，中美關系正發生三個方面的新變化：首先是兩國戰略上出現了一些分歧。美方認為中國外交戰略變得強硬，因此美國準備實施新的對華抑制戰略。第二是關于美國東亞政策的調整。美方在試圖利用一些危機來調動盟國參與到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來，來共同應對中國的發展。第三是中美之間的大國沖突形態也出現了新的變化。比如在金融領域，有美國學者提出“金融武器化”的說法。金融與網絡的結合可能比傳統沖突方式更危險。

“潛流可能是更可怕的。”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所長達巍認為，雖然在奧巴馬總統任內，中美政治關系基本穩定。但中美關系目前正向消極方向發展，未來兩國關系往“政治上、戰略上敵對”的新冷戰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加大，“我們需要小心。”

美國《經濟學人》雜志北京分社社長加迪·愛潑斯坦在會上以“泰坦尼克號”舉例，指出中美關系存在“條塊分割”，比如經濟、能源和氣候變化分區，還有東海、南海問題、網絡空間管理、非政府組織管理等分區。他說，“在某些關系分區中美合作非常好，但是另一些則存在問題。我們必須小心，不能因為在某些分區的成功而忽視問題分區。”

南海問題：要注意日本這個變量

談到南海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地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楊丹志認為這是一個和政治、安全密切相關的議題：“實際上是中美關系的一個風向標，是衡量中美關系成熟和穩定程度的試金石。”在南海問題上，中美處于不同的困境，楊丹志提出，中國目前面臨的困境是，按照中國現在的體量，在南海問題上采取的任何有別于過去的積極舉動，都會很容易被周邊認為是一種改變現狀的強硬之舉。而美國的戰略困境表現為，一是美國不愿意過分地刺激中國，二是美方有學者認為美國的戰略資源在其他地方被消耗，質疑是否有必要在南海投入精力制衡中國。

美國進步中心東亞、東南亞國家安全和國際政策項目主任布萊恩·哈定認為，在南海問題上美國的政策沒有改變：“美國并不是南海領海領土爭端的一方，但是南海的自由航行權對于美國來說是利益攸關的。”哈定強調，美方不希望動用武力改變現狀。對于南海島礁建設，哈定提出“中國是不是愿意要冒‘單邊主義’行為所帶來的聲譽上的風險。”

對此，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教授楊青直言，美國在南海問題上指責中國采取單邊行動、破壞地區穩定是不成立的。“中國在自己主權范圍內搞建設，不是單邊行動。美國拋開聯合國去打伊拉克，我認為這個叫單邊行動。”

中美如何解決在南海問題上的所謂紛爭？楊丹志提出五點看法。首先要有戰略自信和互信，其次需要有必要的危機管控，第三要堅持由爭端方來解決主權爭端。第四，加強防務、外交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交流合作。第五，通過人文交流從側面推動南海局勢緩解。

同時楊丹志強調，南海問題不是中美關系的全部，它的走向不至于影響中美關系的全局。他說：“總體上講，美國應給崛起中的中國更多足夠的空間，中美雙方通過交流合作，在規則制定、公共產品的提供方面共同努力，肯定有助于地區和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呂耀東進一步指出，在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過程中，要注意日本這個變量：“尤其要注意日本決策者利用南海問題和東海問題達到其自身目的，從而影響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

雙邊合作：加強人文交流 構建全球公共品

雖然中美在諸多問題上存在分歧，但美中教育基金會主席張之香指出，合作才是中美關系永遠的選擇。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教授梁亞濱也認為，如果中美兩國努力管控分歧，開創一個穩定的、合作的局面，未來一定會是光明的。

中央黨校副校長王東京在會上指出，歷史證明，智庫在推動中美關系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表示，中美兩國智庫應進一步加強合作，從學理上、思想上探討中美關系交往的方式與應對風險之策，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智力支持。

而教育部副部長郝平則強調了中美加強人文交流的重要性。他說，“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是中美人文交流本身優化與發展的必然要求。” 郝平解釋，當中美關系出現低谷的時候，應多加強人文交流。新的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整合了教育、科技、文化、體育、青年等方面，有利于中美人文交流的長遠、整體和可持續發展。

對此，科文頓北京辦公室合伙人夏尊恩認為，中美商界之間的交流是人文交流的重要內容，是平衡兩國關系的力量。他表示，商界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或者平衡的力量，如果情緒變化，會帶一些影響。”而中國在經濟增長方式、監管措施等方面的變化正影響著美國商界對中國的看法。

不過，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國際關系研究室副主任趙磊指出，中國的深化改革和開放在同時進行，而且開放的腳步還在加大。中國人和西方人都需要適應中國改革的新趨勢。

北京大學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執行副主任王棟也認為，中美經貿關系是穩定中美關系的壓艙石。不過他表示，近幾年它的角色和作用受到了一些削弱。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兩國不僅要維持經濟貿易關系的穩定和正常，而且要共同為全球經濟再平衡和經濟復蘇增長做貢獻。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院長洪俊杰提出了“中美應跳出雙邊關系的局限，積極構建全球公共品”的建設性意見。他解釋道，和平與穩定是中美兩國能夠提供的最大公共品。首先應保證中美兩國的和平與穩定，除此之外，還應解決中東、非洲等其他區域的問題。

合作中東：或成中美大國關系新契機

在中東問題上，布熱津斯基委員會高級副主席喬恩·B·奧爾特曼指出，中東正在給中美之間提供越來越大合作的空間和合作的潛力。美國進步中心中國政策部主任梅蘭妮·哈特也認為，中美兩國加強合作或能促使兩國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伙伴關系，或成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新契機。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國際關系研究室主任王林聰指出，中美在中東問題上有很多分歧，比如相較于使用武力，中國強調用政治途徑解決中東問題。但是總體來說，相較于分歧，中美合作更為重要。中美在中東地區有相同的目標，如打擊恐怖主義，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開展人道主義救援和難民救濟、維和等。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高祖貴也認為，中美都希望中東地區保持安全和穩定：“對中國來說，首先，中東也是中國的周邊地區，特別是在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中東、阿拉伯國家是一個重要區域。其次，中國與中東國家的經貿往來密切，投資、人員以及油氣合作增長較快。同時，中東恐怖主義勢力擴大的外溢效應，同樣也是中國的安全關切。”

對于中美如何合作以有利于中東地區擺脫惡性循環的安全困境，王林聰提出兩點建議：首先是加強中國、美國和中東三邊對話機制和合作平臺建設，其次應該思考怎樣從根本上遏制中東地區的極端主義、極端化思潮。高祖貴進一步指出，美國的同行們總希望中國用美國所希望的方式發揮作用，如構建軍事安全同盟，但是中國發揮作用的首要方式是開展經濟合作。不過，中美在中東地區的合作不能孤立來看：“美國如果在中國高度關切的其他領域，比如東海、南海等問題上，給予一定‘照顧’，可能中國和美國合作的動力會更強。”

十字路口：合作是中美解決分歧的著力點

張之香認為，美中關系從歷史上就是起伏擺動的，而目前已經到了歷史的交叉路口。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劉建飛教授也指出，中美關系到了十字路口，而且是最后的十字路口。這個十字路口對兩國來說帶有根本性、戰略性的影響。
    然而在此中美關系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時期，華盛頓卻有人討論是否應把重點從與中國合作轉向遏制。對此，奧爾布萊特石橋集團主管、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中國事務主任艾米·塞利科指出，遏制中國是短視的，對抗將使兩國關系陷入下降螺旋，合作是中美解決分歧的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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