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國家高福利制度曾為外界艷羨，歐洲國家自身也引以為榮。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一旦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停滯，歐洲各國政府普遍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高福利就成為一個沉重的包袱。雖然執政者試圖尋求變革，但面臨重重困難，舉步維艱。

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后，歐洲各國普遍建立了較為完備的高福利制度，基本涵蓋社會各個階層，個人可享受早期教育、基礎教育、住房保障、醫療保險、失業補助、退休金、撫恤金等福利，被稱為“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

“然而，沒有一種制度是完美的。”東芬蘭大學教授尤霍·薩里如此認為。歐洲福利保障制度是建立在經濟高速增長、政府稅收不斷增加的基礎之上，但隨著經濟步入慢車道甚至停滯不前，歐洲的高福利制度就會暴露出一系列問題。

建立在充分就業和高額稅收基礎上的福利體系，對經濟表現的依賴性非常強。一旦經濟下滑、失業增加，就會導致稅收減少、福利開支不足。比如，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2009年，歐盟成員國中經濟實力較弱的希臘因財政赤字和債務水平過高，被三大信用評級機構降級，揭開了希臘債務危機的序幕。這一危機的爆發，在暴露出歐元區內在結構性問題的同時，也讓人們再次注意到維持龐大福利體系的風險。又例如，2012年到2014年芬蘭經濟曾連續三年負增長，是歐盟經濟表現最差的國家之一。有測算表明，芬蘭未來15年衛生福利部門的資金缺口達100億歐元。芬蘭的情況并非個例，歐洲許多國家都曾面臨在維持福利保障方面捉襟見肘的窘境。

面對這一問題，歐洲在國家和歐盟層面都試圖改革，但各種挑戰和阻力顯而易見。

首先，人口紅利期已經結束。歐洲各國都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勞動力撫養非勞動力的負擔將越來越重。近年來，歐洲不少國家在努力削減福利的同時，設法延長退休年齡，鼓勵老年人自我保健、居家養老，呼吁家庭成員承擔起贍養老人的一部分社會責任。

其次，難民成為額外包袱。2015年以來，大批難民涌入歐洲，收容國出于人道主義考慮，需要為他們提供醫藥、食品、住房、基礎教育等社會福利保障。難民問題近年成為困擾歐洲各國的一個重要問題，各國不得不努力消化難民潮帶來的問題。

在一度被視作“高福利典范”的瑞典，2015年出現難民潮，當年接收難民人數多達16.3萬。難民涌入使瑞典的住房、教育和醫療等社會資源告急，中央政府不得不將自愿接收難民政策改為各地市強制分配。瑞典行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馬滕·布利克斯指出，瑞典的薪酬水平處于全球高位，而絕大多數難民受教育程度低，很難適應當地勞工市場，這兩者是個“糟糕”的組合。

再次，福利制度本身使人“變懶”。在福利體系不斷制度化的過程中，一直有經濟學家提醒，不要讓多余的福利變成剛性需求。例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曾發表分析報告指出，歐洲福利制度過分保護勞動者利益，失業保險甚至比一些崗位工資還高，使得一些人寧肯吃救濟也不愿工作，導致政府稅負問題更加嚴重。芬蘭用兩年時間做了一場“不勞而獲”試驗，結局發人深省。為此，芬蘭政府已決定對拒絕工作的人進行福利削減。

最后，歐洲國家的民主選舉制度也對改革形成掣肘。對于高福利困境，一個最直接的解決辦法就是削減福利，但政治家們只顧眼前利益，對長遠的改革畏手畏腳。薩里說，任何政客只要反對福利國家理念，肯定得不到選票。上臺者若要推行削減福利的改革，必定遭到利益集團的反對。福利制度研究者瑪蒂爾塔認為，社會福利在65年前是一種崇高的理念，如今則更多成了各黨派政治談判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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