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各成員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差異較大。然而，將來在區域一體化持續深化的大背景下，得益于人口紅利豐厚、營商環境優化、經濟增長強勁在內的積極因素，中產階級隊伍不斷壯大，東盟整體的數字經濟增長潛力逐步得以釋放。

閆志君翟崑

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已于4月25日成功舉行。本屆高峰論壇新增了包括“數字絲綢之路”主題在內的六場分論壇，與會各國將會在數字經濟領域達成若干國際合作協議。可見，“數字絲綢之路”勢必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領域之一，值得高度關注。

東盟作為“一帶一路”核心區，雖然已經是重要的全球經濟體，但還不是關鍵的數字經濟體，表現在數字經濟價值僅占區域GDP的7%，遠低于美歐日中的同類指標。近年來，東盟為改變數字經濟落后現狀，各成員國加強區域合作，致力于提高ICT等數字基礎設施的效率、擴大區域內跨境電商的發展和促進數字經濟互聯互通。

然而，局限于東盟區域內部的數字經濟互聯互通是不夠的。在數字經濟合作的能力方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整體水平較東南亞領先，兩者數字經濟發展路徑也存在諸多相似之處。在意愿方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5月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首次提出了“21世紀數字絲綢之路”理念；2017年12月，中國、老撾、泰國等七國相關部門在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共同發起了《“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在實踐方面，中國已一定程度上成為東南亞科技創新企業的戰略投資者、新技術新模式的傳授者、下一代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者。總體而言，中國與東盟從能力、意愿和實踐三方面建立了共建“數字絲綢之路”共識。

東盟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

本文認為，分析一國或區域的數字經濟發展基礎，可從具有學習數字技術和消費能力的勞動適齡人口數、人均GDP、互聯網用戶、互聯網零售額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之比、每百人銀行賬戶擁有率五個角度進行分析。現將東盟國家的五個指標與中國對比分析如下。

(一)從勞動適齡人口數的分析

勞動適齡人口具有收入，具有一定消費能力，對智能手機等數字技術的學習能力強，易于融入數字經濟。勞動適齡人口越多，一國發展數字經濟的市場潛力越大。2017年中國勞動適齡(15—64歲)人口約10.11億，是中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深厚基礎。同期，東盟區域的15—64歲的勞動適齡人口總數約4.38億。由圖1可見，勞動適齡人口在1000萬人以上的東盟國家，從高到低排序，分別為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與柬埔寨七個國家。

(二)從人均GDP角度的分析

人均GDP表明了一國人群的消費能力。一般而言，人均GDP越高，意味著消費能力越強，對電子商務發展越有利。由圖2可見，2017年中國人均GDP約8600美元，屬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按世界銀行分組標準)，具有較強的消費能力。東盟十國中，新加坡、文萊屬于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馬來西亞、泰國屬于人均GDP中等偏上的國家，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老撾、越南、柬埔寨和緬甸屬于人均GDP中等偏下國家。

(三)每百人互聯網用戶數

每百人互聯網用戶數表明了一國每百人中有多少人可通過桌面電腦或智能手機登錄互聯網，具備基本的運用數字技術的能力。由圖3可見，2017年中國每百人互聯網用戶數約54.7人。高于中國的國家包括文萊、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四國，低于中國的國家包括泰國、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緬甸與老撾(順序從高到低)。隨著這些國家移動通信等數字基礎設施的完善，互聯網用戶數量還將有進一步增長。目前，東盟區域的互聯網用戶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居第三位，僅在中國和印度之后。預計2020年前，互聯網用戶(在東盟整體層面)將以18%的年均增速增長。

(四)互聯網零售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之比

互聯網零售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之比表明了一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有多少銷售是通過互聯網方式完成的。該比值同時也反映了該國互聯網零售的發展潛力。由圖4可見，2017年中國互聯網零售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之比為4.39%，高于東盟六國(其他四國數據不可得)；該比值大于1%的國家包括新加坡、泰國和越南，該比值小于1%的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

(五)每百人銀行賬戶擁有人數

每百人銀行賬戶擁有人數表明了各國15歲以上的人群擁有銀行賬戶的人數，同時也表明了移動支付賬戶的發展潛力。銀行業帶來的金融普惠程度越低，意味著第三方移動支付方式發展的空間越大。中國每百人中擁有銀行賬戶的人數為80，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的該指標較中國高，而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老撾、緬甸和柬埔寨的第三方移動支付方式有較大的發展空間(見圖5)。

由上述五個指標的分析可見，東盟各成員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差異較大。然而，將來在區域一體化持續深化的大背景下，得益于人口紅利豐厚、營商環境優化、經濟增長強勁在內的積極因素，中產階級隊伍不斷壯大，東盟整體的數字經濟增長潛力逐步得以釋放。根據貝恩咨詢的研究《推進東盟數字一體化：賦能中小企業建設東盟數字經濟的未來》(Advancing Towards ASEANDigitalIntegration:EmpoweringSMEsto Build ASEANs Digital Future)中的觀點：如重大障礙得以克服，2025年東盟的數字經濟領域增加值將達0.8萬億至1.1萬億美元之間，約為區域GDP總額的25%，成為發達的主要數字經濟體。

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互聯互通現狀

(一)政府層面的合作

中國與東盟各國的數字經濟對話機制在逐步建立中。目前，中泰兩國已建立了“數字經濟合作部級對話機制”，并于2019年3月召開第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泰雙方介紹了各自數字經濟發展情況，并圍繞“數字經濟、智慧城市、融合應用、軟件和IT服務”“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5G”“工業互聯網”“網絡安全”“人工智能”等5個議題進行了深入交流。中泰兩國數字經濟相關政府、企業和機構代表共約300余人參加會議。

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電子商務合作機制也在逐步建立中。目前，2017年5月、2017年11月中國分別與越南、柬埔寨簽署了“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旨在加強跨國電子商務合作，共同提高貿易便利化程度和合作水平，進一步推動雙邊貿易持續穩定發展。2018年8月，中國與馬來西亞啟動雙邊跨境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的商簽進程。2018年12月，中國商務部分別在北京和杭州舉辦了兩場“絲路電商”伙伴國政企對話會，旨在落實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已簽署的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深化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電子商務領域的合作。越柬兩國政府代表、電商企業、商協會出席了會議。

(二)企業層面

總體而言，多年來，中國企業不斷加大在東盟國家的數字經濟合作投入，投入方式與渠道多元，包括協助建設基礎設施、投資初創企業、協助技術升級、輸出商業模式、開展資源與平臺互惠合作、成立數據中心、培育數字人才、建立研發實驗室等多方面。尤其是近三年來步伐不斷加快，投資額度快速增長，在技術、平臺、產業鏈、人員等層面的交融互通進一步提速，大力協助東盟國家實現數字經濟的跨越式發展，促進數字經濟紅利在東盟國家的普惠共享。

中國數字經濟企業除開展跨境電商項下的貿易合作之外，更多地以股權投資、并購等戰略合作方式向東盟國家當地企業提供資金和技術經驗，支持東道國數字經濟的發展。這一點與傳統產業的“走出去”方式有較大不同，這也是“數字絲綢之路”受到廣泛歡迎的原因之一。

在ICT(信息通信)這一數字產業化領域，中國電信運營商與通信企業積極參與東盟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今后互聯網經濟的爆發式增長提供了底層基礎。首先，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已不同程度在東南亞展開投資合作。中國移動2018年以來加快了在海外的布局，業務聚焦5G網絡、物聯網等新興技術領域；中國聯通在東盟八國均已設立分支機構；中國電信2018年11月及其本地合作伙伴組成的聯合體中標成為菲律賓第三家電信運營商。其次，通信企業華為近年來在東南亞國家除投資數據中心、測試5G技術之外，更注重建設數字經濟生態系統和人才培養；中興通訊也在印尼、越南、泰國等國提供通信網絡和技術服務。

在傳統產業數字化領域，中國互聯網企業是東盟國家科技初創企業的重要投資者和產業促進者。在股權投資方面，阿里巴巴(及螞蟻金服)、騰訊、字節跳動、滴滴出行、京東、美團、小米等，分別在電子商務、移動支付、數字內容、移動出行、在線旅游等方向，開展活躍的投資并購、技術輸出與戰略合作，不乏5000萬美元以上的大額投資。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18年東盟投資報告：外國直接投資與東盟數字經濟》觀點，截至2018年8月，東盟共有13500多家科技初創企業。其中最大的50家，截至2018年6月已累計吸引投資138億美元，相當一部分投資資金來自中國，覆蓋了電子商務、金融科技、數字內容、網絡支付、城市交通、云服務、物流配送等多樣化的細分領域。估值位列前十位的“獨角獸”企業中，有六家都曾獲得過中國企業與中國資本的投資。

在數字經濟人才本地化方面，中資企業是先行者。例如，2017年以來，阿里巴巴商學院已為馬來西亞培訓超過15000名電商相關從業者、創業者和其他數字化人才。再如，華為2018年宣布在未來三年里建立開放式實驗室，支持云開發者，并在東南亞國家培養信息通信技術(ICT)人才；華為與泰國、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多國政府及高校連續多年合作舉辦“未來種子”人才培養計劃。

加強中國東盟“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的政策建議

東盟各成員國為促進區域數字經濟融合，多年來從區域和國家兩個層面均連續出臺了重大規劃，如《東盟電子商務協議》(The ASEAN Agreement on Electronic-Commerce)和《東盟數字融合框架》(ASEAN Digital Integration Framework)。上述規劃也基本得到了落實。然而，目前，東盟數字經濟發展仍面臨重大障礙。這些障礙在電子商務、電子支付兩個典型領域的表現為：一是成員國之間法律與政策對數字經濟消費者保護力度不一，導致消費者“不敢用”；二是多數成員國的數字和交通倉儲基礎設施現狀落后，導致消費者“不能用”；三是成員國之間跨境貿易與電子支付均未實現“無縫連接”，導致消費者“不愿用”；四是各成員國本地化數字經濟人才匱乏，導致急需應用數字技術的中小企業“不會用”。

為克服上述障礙，中國和東盟可從“數字絲綢之路”的“五通”角度，采取如下政策措施。

(一)“政策溝通”：完善中國與東盟成員國之間多層次數字經濟對話機制

東盟各國政府的態度對數字經濟的互聯互通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AIM2020》提出“部署下一代ICT并創新應用新技術，提高民眾生活質量”的目標，優質低價的ICT技術有助于高質量地實現這一目標。2019年2月，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和菲律賓等多國政府及電信運營商陸續表態歡迎華為5G通信技術，認為安全威脅被夸大。這一表態為華為正常參與上述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掃清了重大障礙，也有助于加快各國數字經濟的發展速度。

由于“數字絲綢之路”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重要性，中國與東盟各國的數字經濟合作應從商業合作、民間溝通層面上升為政府交往的層面，只有這樣才能較好平衡各相關利益方的訴求。例如，在2019年3月召開的中泰兩國“數字經濟部級對話機制”第一次會議上，參與者眾多，有利于兩國數字經濟主管部門廣開言路、聽取多方不同意見。在政府部級對話機制下，進一步建立起來的企業、行業組織、智庫間多層次、多渠道的對話機制將有利于加快兩國數字經濟的協調發展。

鑒于中國與東盟十國一一對接過于繁瑣，有必要建立統一的“中國-東盟數字經濟政府間協調機構”，承擔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標準制定、人才培養、后勤保障、信息共享等職能，加快推進中國和東盟雙邊網絡與物流的技術規范、跨境電商產品、檢驗檢疫等關鍵標準體系的互認。

(二)“設施聯通”：中新合作開展“東盟智慧城市網絡”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新加坡政府一貫重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繼“智慧城市”2015計劃超額完成之后，從2014年起在本國實施“智慧國2025”計劃；另一方面利用2018年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的機會，推動區域層面的“東盟智慧城市網絡”倡議的形成與實施。新加坡總理與駐華大使先后表達了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打造智慧城市網絡的希望。事實上，東盟高度重視智慧城市建設，在《AIM2020》中明確提出了“東盟要通過推行互聯互通的智慧城市網絡作為負責任發展的典范”的目標。

目前，全球智慧城市共1000多個。而中國自2013年以來，已經在500個城市開展智慧城市試點工作，是全球智慧城市為數最多的國家，形成了數個大型智慧城市群。中國已出臺了相應的評價指標體系，新興智慧城市標準體系正在建立過程中。因此，中國可利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的豐富經驗，與新加坡協同實施“東盟智慧城市網絡”倡議下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三)“貿易暢通”與“資金融通”：重點實現跨境電商、電子支付的“無縫連接”

在貿易便利化領域，中國與東盟成員國之間需要在區域與國家兩個層面在跨境貿易的稅務、檢驗檢疫、物流、網絡安全、數據存儲與傳輸等方面開展細致協調，完成中國“單一窗口”與“東盟單一窗口”(ASW)之間的制度與技術對接，實現“無縫式物流”。在物流領域，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幫助東盟成員國建設交通和倉儲基礎設施，合作構建“中國-東盟區域物流中心”，鼓勵開展物流自動化系統對接等。

提高電子支付在電子商務中的滲透率、實現電子支付流程的“無縫連接”，可極大降低商家的風險與成本，是電商發展的關鍵要素。中國數字經濟企業的電子支付技術先進、經驗豐富，更加適合發展中國家，中國經驗為東南亞國家提供了有益借鑒。中資企業也可在國際標準化組織的運作機制內，建立跨境電商與電子支付的國際標準。2019年1月，支付寶在各國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代表投票支持下，牽頭制定編號為ISO/IEC27553《移動設備生物特征識別身份認證安全要求》國際標準，部分國家的專家也將參與該項標準的制定。

當中國標準成為國際標準，一方面可以降低中資企業在境外投資的成本，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東盟各國企業可以有成熟可靠的技術路徑可供遵循，降低了試錯成本。

(四)“民心相通”：公私合作培養本地數字經濟人才

中資企業向東南亞的技術經驗輸出和戰略合作對象提供了大量培訓。這些培訓起到為當地數字經濟企業緩解了人才短缺困難，也間接拓展了當地市場。然而，企業層面的培訓行為主要出于商業目的，在知識體系和培訓對象上天然具有封閉性。實際上，從促進東盟區域經濟融合的角度，數字經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

因此，中國與東盟各國可在政府統一推動下，鼓勵獨立的民間資本進入數字經濟培訓市場，設立類似“孔子學院”的“數字經濟學院”，設計更全面的課程體系、搭建更開放的教育環境。雙方在公私合作的教育體系下，利用中國領先的數字經濟技術培訓各國本地數字經濟人才，加快東盟各成員國的數字經濟一體化進程。

在“一帶一路”倡議與《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對接的框架下，中國與東盟之間加強數字經濟的互聯互通，協同共建“數字絲綢之路”與“陸上”“海上”與“空中”三條絲綢之路，將有利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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