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加速演變期，標準作為創新與競爭的重要手段，日益成為各國博弈焦點。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等將制定實施標準化戰略規劃作為重要手段，提升標準化水平、助推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立足國情、放眼全球、面向未來，頒布實施《綱要》，是應對新形勢、新挑戰，加快標準化改革創新，夯實標準化工作基礎，深化標準化國際交流合作，提升標準化對經濟社會發展支撐的重要舉措，為形成更寬領域、更深層次、更高水平的標準化工作新格局提供了指南。

《綱要》詮釋了標準是國家基礎性制度組成的重要內涵。十八屆二中全會明確將技術標準體系建設作為基礎性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政府要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制定和實施。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入推進，標準作為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的技術規則，其制度性作用日益凸顯。頒布實施《綱要》，從國家基礎性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明確優化標準化治理結構，增強標準化治理效能的指導思想，這既是國家治理法制化的需要，也對標準化服務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推動我國標準化事業發展再上新臺階。

《綱要》首次系統提出要推動標準化工作實現“四個轉變”，涵蓋了標準供給側改革、標準化全域發展、國內國際標準化工作以及標準化發展模式等，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標準化工作改革發展指明了主攻方向。

一、實現標準供給由政府主導向政府與市場并重轉變

一方面，不斷優化政府頒布標準體系。國務院標準化行政主管部門與有關行政主管部門要共同推動政府頒布標準與市場自主制定標準二元結構優化，加快建設協調統一的強制性國家標準，同步推進推薦性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改革，為市場自主制定標準騰出空間。另一方面，不斷提高市場自主制定標準的質量。通過實施團體標準培優計劃，建立政府頒布標準采信市場自主制定標準的機制以及企業標準領跑者制度、標準創新型企業制度等創新機制與制度，激發市場主體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加快制定能夠滿足市場需求和創新發展的引領性、高質量標準。

二、實現標準運用由產業與貿易為主向經濟社會全域轉變

一方面，實現農業、工業、服務業和社會事業等領域標準全覆蓋，建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標準體系。比如，在產業與貿易領域外，還要推動鄉村振興、城市建設、社會治理等領域標準化建設，讓標準化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領域得到廣泛普及，以標準制定和運用的全域拓展支撐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另一方面，不斷推動標準的迭代升級，以先進標準引領高質量發展。未來，產業與貿易領域依舊會是標準運用的主要陣地之一，但標準的運用效果不能局限于推進產業優化升級和支撐貿易便利化，還要重視低碳與環保等，充分彰顯標準化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質量效益和生態效益，助推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三、實現標準化工作由國內驅動向國內國際相互促進轉變

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標準國際化，參與國際標準化的“廣度”和“深度”持續拓展，但總體上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對國際標準化工作的貢獻還有差距。對此，我們要秉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深化標準化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強化貿易便利化標準支撐，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持續創新推動國內國際標準化協同發展的工作模式，建立政府引導、企業主體、產學研聯動的國際標準化工作機制。實施標準國際化躍升工程，推進中國標準與國際標準體系兼容。推動標準制度型開放，保障外商投資企業依法參與標準制定。同時支持企業、社會團體、科研機構等積極參與各類國際性專業標準組織，支持國際性專業標準組織來中國落駐。

四、實現標準化發展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

一方面，在標準化運行機制、標準實施應用等方面實現創新突破。比如，建立并實施標準融資增信制度、法規引用標準制度、政策實施配套標準制度、標準版權制度、標準呈繳制度和市場自主制定標準交易制度等一系列創新舉措。其中，關鍵是明確標準化與融資、法規、政策、知識產權、市場交易等方面的關系，實現制度規則之間的協調，工作機制之間的對接。另一方面，夯實標準化自身發展的基礎。提升標準化技術支撐水平，強化標準化研究機構、國家級質量標準實驗室、國家技術標準創新基地建設，發展機器可讀標準、開源標準，推動標準化工作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轉型。加強標準化人才隊伍建設，將標準化納入普通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同時，還要大力發展標準化服務業，營造標準化良好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