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70余年的發展，中國標準規模、標準水平、體系建設以及標準國際地位和治理能力均得到大幅提升。中國是世界標準大國，但還不是標準強國。面對制造強國尤其數字經濟下的制造強國建設，中國標準化戰略如何轉型是現階段標準化工作需要思考的關鍵問題。

中國經濟結構以及中國標準化工作的現實決定，中國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發達國家標準化戰略轉型經驗。事實上，與老牌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環境不同，中國所實現的工業化并不是傳統意義的工業化，而是以信息化引導工業化、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下的工業化。因此，根據中國經濟實際并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標準化戰略的成功經驗，走出中國自己的標準化戰略之路才是現實之選。

一、政府和市場主導制定標準范圍的確定

從中國標準發展歷程可見，政府主導是中國標準化的傳統。但這顯然并不符合市場經濟和國際競爭現實，因此2021年《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將其進行調整，到2025年實現標準供給由政府主導向政府與市場并重轉變。從上述西方發達國家標準化經驗來看，完全由政府供給、由市場供給和實行政府與市場共同供給是標準制定的三種基本模式。中國、塞爾維亞和白俄羅斯屬于傳統的政府主導型，德國和美國屬于典型的市場主導型，日本則屬于政府和市場并重型。但中國的經濟結構及經濟發展目的決定中國標準化并不適用于德國、美國的完全市場供給。標準化由政府主導向政府和市場供給并重改變既能有效發揮標準對創新的促進作用，又符合中國經濟現實。但問題在于如何在政府與市場之間進行分配，這需要進一步明確政府主導和市場主導的范圍劃分問題，防止出現交叉管理和管理空白。

二、標準制定模式的選擇

中國傳統的標準制定以“自上而下”為主。但伴隨中國標準制定主體的改變以及對標準刺激技術創新需求的提升，傳統單一的“自上而下”標準制定模式或許不再適合現階段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從西方發達國家標準化經驗看，也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不同模式，德國和美國采取“自下而上”，而歐洲和日本則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而從中國標準制定主體看已經逐漸從政府主導向政府和社會共辦轉變，由此可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似乎是更適合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和制造業轉型實際。但問題在于中國長期以來實行政府主導的標準制定模式，如何建立有效的“自下而上”標準制定模式并與“自上而下”相結合對于中國標準化戰略轉型而言是個巨大挑戰。

三、“后補式”與“前導+研發”模式的選擇

中國傳統的標準化模式大多是產品在技術成熟后再進行標準制訂，屬于“后補式”標準模式，通常適用于技術變革慢、產品成熟周期長的傳統制造業，對于數字產業、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新興產業并不適用。因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顯著的高技術性、更強的系統性和協調性、靈活的動態性與適應性等，與傳統產業明顯不同，而這為“后補式”標準化模式帶來了嚴峻挑戰。從西方發達國家標準化經驗看，戰略新興產業“前導+研發”模式明顯。以德國為例，在德國工業4.0標準化戰略中已經帶有明顯的“前導+研發”模式特征，即伴隨先進技術的研發，標準化同步甚至超前進行，為產業發展勾勒出整體框架.伴隨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一方面中國傳統制造業進行轉型升級，實行制造業數字化：另一方面，數字產業等戰略新興產業發展迅速。因此，“前導+研發”標準似乎更有利于數字經濟下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升級與發展。但顯而易見，“前導+研發”標準在中國經驗比較匱乏，從研發強度、人才儲備、標準化制度等方面限制重重，如何解決這一系列問題成為“前導+研發”標準化工作的發展瓶頸。

四、標準協調機制的選擇

傳統標準體系更加注重基礎標準以及產品技術標準的制定，標準的協調機制幾乎沒有得到應有之關注。但事實上，制造業系統包括多個復雜的模塊，不同模塊間所需的接口與集成都需要標準的協調，尤其制造業數字化轉型下，企業內部不同部分之間、不同層級的集成、不同平臺的數據共享、國內市場與國際的銜接對協調機制的要求都進入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新形勢下中國標準化戰略應重點關注標準的協調機制建設，做好協調機制的選擇。而標準制訂的協調機制有三種基本形式，即政府協調、非官方委員會協調和市場協調即企業協調。中國標準的傳統協調機制是否需要轉型以及如何轉型以適用制造業發展新需要?是單一地延續政府協調還是政府與非官方委員會協調還是政府、非官方委員會加上市場共同協調?

五、標準國際化路徑的選擇

從世界主要制造強國德美日標準化戰略選擇可以發現，發達國家均把標準的國際化放在整個標準化戰略中最突出、最重要的位置，以標準的國際化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搶占國際標準競爭制高點和提升其標準地位與治理能力。而至于標準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主要包括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和促進國內標準向國際標準轉換以及承擔更多的國際標準組織工作等方式。近些年來，中國在標準的國際化道路上付出了諸多努力，且取得豐碩成果。截至2017年，中國累計僅主導制定330余項國際標準，但與此同時，中國在國際標準競爭中被勝利采標的比率較低。根據國家質檢總局披露，中國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古國際標準總量比例不足1%。可見，對于制造強國建設和提升治理能力來說，中國的標準國際化還不夠。那么，接下來新形勢下中國標準的國際化之路應該如何選擇，是齊頭并進還是重點突破?而所有標準齊頭并進向國際標準轉化和參與國際標準制定似乎并不現實。那么有選擇性地、有針對性地在重要領域進行突破，例如參與數字經濟、智能制造、5G、軌道交通等新興領域的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是否可行以及如何實施。（源自論文《從制造大國到制造強國：中國標準化戰略的新使命與戰略調整》，作者：董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