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2025》提出，建設制造強國更多依靠中國裝備、依托中國品牌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的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的轉變。實現這三個轉變，必須加快制定“中國制造”標準，倒逼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提升產品的高附加值，淘汰落后產能。制定“中國制造”標準，應積極把握以下策略。

一、必須借鑒國際經驗構建新模式

制定“中國制造”標準，必須克服“中國制造”泛化、低端化、一般化的概念。事實上，一些“中國制造”并非中國人、中國企業生產，有的僅為“借地生子”，混個“中國制造”的名聲而已。瑞士是世界上制造業發達國家，對“瑞士制造”制定了嚴格的使用標準。以“瑞士制造”手表為例，瑞士鐘表工業聯合會在何為“瑞士制造”上早有條文規定：機械手表至少80%的制造價值應在瑞士完成，電子手表至少60%。此外，構造和原型應在瑞士進行，機芯方面，至少80%的構成部件的價值應在瑞士完成，電子機芯的比率為60%，只有達到這個標準，才夠資格說是瑞士制造。有了這樣的標準保證，“瑞士制造”的品質和美譽度得到了世人認可，進而引得消費者青睞。消費者購買商品為的是放心，現在買到瑞士產的手表，人們不會對其產生疑問。正是這種嚴格管理使瑞士手表從十六世紀至今長興不衰。

二、必須實現先進化系統化國際化

我國制造業要實現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變，必須解決以下問題：

第一，標準整體水平不高。如2014年我國標準總數已達到萬余項，采用國際標準的僅占到四成，特別是我國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僅為國際標準總數的0.5%。第二，標準體系不夠合理。標準體系存在數量龐大、體系混亂、交叉重復、缺乏權威性的現象。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均由政府主導制定，而且70%為一般性產品和服務標準。第三，國際化程度較低。“中國制造”標準參數與國際標準對標不夠。目前僅只有四成采用國際標準，而且企業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的活動較少，在國際標準方面缺少話語權。第四，標準創新機制不足。現在標準制定缺乏應對市場變化的活力，相對于市場需求不夠，標準滿足于內循環，標準化管理、激勵措施、市場活力明顯不足。

三、必須依靠法律制度的有力保障

“中國制造”標準的制定實施、落實，離不開法制的保障。從國家層面通過立法使“中國制造”標準取得合法的地位，使其名正言順。同時，規范各個行業使用“中國制造”標準的條件，對達不到“中國制造”標準的企業，規定期限使其逐漸退出。實施“中國制造”標準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其中不乏犧牲部分利益，放棄一些GDP，實現由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必須完成這一步，沒有法律的保護很難實現這一步。正因為需要調整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法律作用更為重要。缺少法律的保障，“中國制造”標準將是形同虛設；有了法律保障，還需要行業、企業、市場等緊密配合，特別是企業的自律，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以及輿論監督等，對實施“中國制造”標準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

四、必須保護資源保護和科技創新

在我國成為制造業大國、世界加工廠時，面對一個實際問題，即資源浪費。對世界制造業而言，一流企業做標準，二流企業做品牌，三流企業做產品。目前，我國還處于“三流企業”生產產品的階段，作為世界工廠的特殊身份，在生產產品時大量地耗用了資源，其中也免不了浪費資源。世界上發達國家因其專做標準，很少見在本國從事生產，即使生產，也是高精尖的高端產品。“美國制造”在全球很少出現，“日本制造”產品也越來越少，相反第三世界國家的產品卻越來越多。因此，工廠對資源的使用，必須在標準制定中給予一定限制。同時，對于大力發展科創方面，在制定標準時要給予關注和重視，留有空間，而不是制定限制條件阻礙其發展。

五、必須充分運用“互聯網+”的優勢

積極推進“中國制造”標準的實施。“中國制造”標準從制定、推廣到發揮作用，產生影響力，必須借助“互聯網+”優勢。一方面“中國制造”標準需要吸納全球標準并與之銜接；　另一方面“中國制造”標準被國際同行認可需要媒介的助推；再一方面“中國制造”標準的推廣普及及標準化管理優化，都需要“互聯網+”的平臺支撐，否則難以實現。“互聯網+”的平臺優勢在于集成，將最好的技術創新成果集云數據之大成，這種平臺優勢在于及時性和普及率的提高，任何傳播速度都無法與之媲美。同時，因其覆蓋率廣而大大提高了普及率；平臺優勢在于準確性，因其具有龐大的數據庫，相對所遺失的數據較少，其準確率可以大大地獲得提高；平臺優勢還在于信息能夠及時獲得更新，使標準能夠得到有效更新而符合發展的要求。占據了這些優勢的“互聯網+”對于加快“中國制造”標準的形成發展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