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間的競爭是全方位的，我們先從特種鋼說起。中國是全球第一鋼鐵生產大國，河北是全國第一鋼鐵生產大省，我的家鄉武安又是以鋼鐵作為支柱產業的河北十強縣市之一，親戚朋友們也大多在從事鋼鐵及相關產業，我個人對鋼鐵產業的認知和關注是一如既往的。中國鋼鐵總產量雖然位居世界第一，但總體技術含量不算太高，中國產特種鋼只能占到全球市場份額中的很小一部分，而日本產特種鋼卻占到了全球市場份額的30%。其實，所謂鋼鐵行業產能過剩，本質上是一種結構性過剩，即中低端產能相對過剩，高端產能嚴重不足，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高端制造業所需特種鋼仍然大量依賴進口，其中日本產特種鋼占比最大。中日兩國特種鋼技術和市場份額的差異，足以引發我們很多思考。

目前，在全國鋼鐵產能嚴重過剩的大環境下，河北鋼鐵產業如何實現轉型升級？放眼到全國，鋼鐵產業又如何轉型升級？河北作為全國第一鋼鐵大省，鋼鐵產業的突圍方向究竟在哪里呢？個人認為，可以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可以利用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好機遇，多渠道消化中低端鋼鐵產品的過剩產能。另一方面，建議河北省學習和借鑒日本經驗，加大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力度，大力發展特種鋼產業，延長與鋼鐵相關的制造業的產業鏈，提升產品附加值，做好精細化研發、精細化生產和精細化營銷，走差異化競爭之路，走創新轉型之路，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路，并同步建設一個強大的綜合支撐體系。

鋼鐵產業轉型升級，特種鋼是一個突破口。特種鋼是具有特殊化學成分（合金化）、采用特殊生產工藝、具備特殊組織和性能、能夠滿足特殊需要的鋼材。日本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特種鋼生產和消費大國，其近年來特種鋼的表觀消費量保持在2000萬噸左右，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位。市場份額的比例暫且不說，更關鍵的是中日之間在特種鋼產品質量與生產技術上的差距。我們不得不承認，在諸多種類的特種鋼制造技術上，日本確實領先全球。

既然有差距，就得承認差距，就得加強學習和借鑒。學習和借鑒都是中性詞，不帶有任何褒貶色彩。我對日本的最初認識是從摩托車開始的，一輛輛鈴木、本田、雅馬哈曾經奔跑在武安縣城里的大街小巷。后來讀了些書，才知道了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才知道了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才知道了山本五十六、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再后來，小泉、福田、麻生、鳩山、野田、安倍……一張張遠遠稱不上帥甚至有些面目猙獰的老臉在電視上晃來晃去，給人的感覺只有一個字----煩！然而，中日之間的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爭一域者，難以爭全局。我們必須以客觀、理性、冷靜的態度來認識中日之間在特種鋼生產領域的巨大差距。

我并非“哈日”一族。姑且不論中日之間的歷史恩怨，即使在釣魚島劍拔弩張的當下，公然談論中日之間的差距，或許有些不合時宜。但是，我們的判斷不能因情緒所左右，該說的還是要說，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說，這只是出于一名普通公民的良知，不帶有任何政治色彩和感情色彩。

“江山如此多嬌”的泱泱中華，論國土、論人口、論資源、論“四大發明”，豈是彈丸日本可望其項背？中國的電視屏幕上經常出現日本軍官動不動就拔出軍刀來的一幕鏡頭，孰不知日本軍刀的鋼質成分和鍛造技術，我們至今沒有完全掌握。相反，鬼子們不但偷走了“景泰藍”的制作工藝，而且得隴望蜀地惦記“云南白藥”的核心配方。偷，可恨；惦記，更可恨。對于“偷”和“惦記”來說，并不存在“怕”與“不怕”之分，而只有“得手”和“尚未得手”之別。對于特種鋼技術來說，加強研發很重要，而適當借鑒一下日本人的行事方式和手段其實也不是不可以。

盛唐時，日本流行“遣唐使”，其中有一個叫做阿倍仲麻侶的，不但在唐朝做了官，而且被詩仙李白以“晁衡”的名字寫入了詩作；近代時，中國流行“留日生”，其中有一個叫做戴季陶的，不但對日本女人進行了“耕田播種”，而且寫下了一本喚作《日本論》的名著。《日本論》成書20年后，才有一位叫做本尼迪克特的美國老太太出版了一本專寫日本的《菊與刀》。《日本論》我讀過兩遍，從云大圖書館借閱過一遍，后來從當當網上買了一本又看了一遍。《菊與刀》我買過兩個版本，一版是商務印書館的，另一版是薩蘇評注的。掩卷沉思，揮之不去的只有三個字——為什么？

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大約同時起步，中日兩國幾乎同時開始向西方學習，甲午戰爭的結果卻一輸一贏。二戰之后，中日兩國同樣是滿目瘡痍，七十多年來，彼此差距依然不可忽視，比較國土、人口、資源的單位產出更是令國人汗顏，僅僅總體數量上的超越就可以沾沾自喜嗎？日本資源貧乏，基本上沒有生產特種鋼的礦產資源，可世界上30%的特種鋼都是由日本生產的。中國鋼鐵產量世界第一，很多重要裝備所需要的特種鋼依然要從日本進口。比較中日之經濟構成，一個臃腫，一個精干，孰優孰劣，不言而喻。目前，中國經濟正面臨著“三期疊加”、“四降一升”的嚴峻局面，類似的時期日本也經歷過。如何順利挺過這一關？不僅是對國家和民眾意志的考驗，更是對國家綜合實力和民眾綜合素質的全面檢測。

中日之間的競爭，終究是綜合國力的競爭。二戰初期，當日本海軍和陸軍就“南進”還是“北進”而爭論不休時，蘇聯人派出了名將朱可夫，在中蒙邊境的諾門坎狠狠收拾了日本陸軍，徹底摧毀了日本“北進”的覬覦之心；二戰末期，當裕仁天皇為抵抗還是投降而舉棋不定時，美國人向廣島和長崎丟了兩顆原子彈，立刻讓日本天皇沒了脾氣，才有了“玉音放送”和300多萬軍隊的傳檄而定。通俗一點說，日本人是典型的“賤骨頭”，軟的欺，硬的怕。日本人之所以敢跳，是因為中國的表現讓日本人覺得它可以跳。日本特種鋼出口量全球第一，中國鋼鐵總產量全球第一而有些特種鋼卻造不出來，數量與質量之間存在如此巨大的反差，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日本對中國采取何種態度，終究是由雙方的能力和實力所決定的，而特種鋼生產制造就是雙方實力對比的一項重要衡量指標。

這么多年來，我們一直在說“韜光養晦”，生怕地球人不知道。當全部人都知道你在“韜光養晦”時，再繼續“韜晦”下去還有什么意義？從根本上講，“韜光養晦”只是手段而并非目的。手段為目的服務，目的為手段辯護，如果因果關系倒置，無異于將刀把子拿給別人，而刀尖卻指向了自己。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這很像法海和白蛇的故事，法海造雷峰塔的目的就是為了鎮住白蛇，造塔只是鎮住白蛇的手段，如果造了塔卻不能鎮住白蛇，花那么大代價造的塔不就沒有意義了嗎？“莫非當年他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競要倒的么？”----“活該！”魯迅先生的話令我們警醒，“韜光養晦”后面應該緊跟“有所作為”，而高端裝備制造業水平便是“有所作為”的具體表現，特種鋼技術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其實這么多年來，包括戰后和冷戰后，國際上真正實行“韜光養晦”戰略的大國就是日本。日本人可以說是徹底領悟了“藏器于身，待時而動”的思想精髓。在下試為各位析之：第一，日本人的“器”是自己造的，不是買的，更不是租的，尤其注重技術研發；第二，日本人的“器”“藏”得很隱蔽，躲在美國人背后悄悄壯大自己，而“藏”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第三，日本人既會待“時”，也會擇“時”，蟄伏挺深，但瞅準機會就出來鬧騰一下，兼具耐心和判斷力；第四，日本人準備“動”了，準備入常，準備修憲，準備在“西南周邊有事”時不再保持沉默，平戰轉換或許只是一瞬間的事。然而，作為軍工產品重要原材料之一的特種鋼，卻是目前這樣一個現狀，讓我們如何“枕戈待旦”呢？

中國和日本誰都可以說“不”，敢不敢、說不說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支撐著說“不”的底氣和實力。中國GDP總量幾年前就趕超了日本，但若分析GDP的質量和構成，我們就會發現，日本GDP中高科技產品的比重遠遠高于中國，特種鋼的生產技術和市場份額便是明證。如果我們只是做到了“大而不強”，而不善于從橫向比較中發現問題、尋找差距，單純談論GDP數量，對大國崛起、民族復興其實并沒有太多實際意義。因此，我們既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盲目樂觀，而是需要一種自我解剖的勇氣，少唱些贊歌，多潑點冷水，深入思考解決問題的辦法，切實拿出趕超對手的措施。

有些人經常感慨說，日本人非常不地道，不但偷東西，而且偷思想。偷，一個很不文雅的詞匯，用在日本人身上，卻顯得如此科學，如此藝術，如此讓人愛恨交織。然而，無論偷來的東西還是偷來的思想，日本人都能夠做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有這樣一個鄰居在身邊，在房間里裝再多的攝像頭也是徒勞，唯一的辦法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他偷過去并經過加工的東西和思想再偷回來。中國人不喜歡“偷”這個字，我們可以稱之為“學習”或者“借鑒”。向對手學習需要勇氣、需要智慧，更需要轉變觀念、解放思想。其實沒什么可丟人的，只要能夠更好地解決問題，面子和虛榮心才值幾文錢？

戴季陶分析得很深刻：“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臺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里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卻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幾乎連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話都不愿意聽，日本人都不愿意見，這真叫做“思想上閉關自守”、“智識上的義和團”了。戴季陶的《日本論》出版于1928年，時間已經過去將近90年了。現在反問我們自己，對日本研究得全面嗎？深入嗎？透徹嗎？恐怕只某一項特種鋼的技術，就夠我們研究好一陣子的，還有什么理由自我陶醉呢？

前幾年流行過一本書《狼圖騰》，電視劇《沙場點兵》的鏡頭中也多次出現了草原上石雕的狼頭。草原上幾千年來的兩大群體--人群和狼群--始終處于斗爭或競爭狀態，而草原民族卻將狼作為精神導師加以崇拜。道理其實很簡單，正如張瑞敏所言，要想與狼共舞，首先要將自己變成狼。狼和狗的本質區別就在于：第一，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第二，狼獨立自主、自謀生存，狗依賴心強、看人臉色。所以，狼令人敬佩，狗令人同情。這里并沒有貶低狗的意思，只是想說明，打擊或超越對手，終究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不能僥幸地寄希望于對手的失誤。拳師的悲劇有兩個，一個是被對手打趴下，另一個是尋覓不到對手。在東亞的地緣政治格局中，有日本這樣一條“狼”臥在身邊，短期來看對中國有壞處，但從長遠來看更多的卻是好處。

在電視上打幾場口水仗，在大街上砸幾輛日系車，在釣魚島派幾艘海監船，事實上都無法改變雙方綜合實力對比，也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像物理學上演示動量守恒時舉的例子，多大質量的兩個小球相撞后對方以多大的速度彈回，還拿個公式算來算去的。只有把自己的小球變成一堵墻----質量無窮大時，對方的小球才會以原速率彈回。日本人就吃這一套，別的不管用。“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河北作為京畿大省，面臨著經濟發展和生態環保的雙重壓力，如果能夠通過鋼鐵產業轉型升級，進而制造出了令日本人刮目相看的特種鋼材，不僅是為民族復興添磚加瓦，更能夠為全國各行各業的轉型發展開創一個新的模式。我們首先要有這一點自信，當然更重要的還是轉變思路、采取措施。

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前三十年學蘇聯，后三十年學美國，無論政治還是經濟，哪樣學得都不徹底。其實，暫時將民族情緒擱置不談，我們真應該好好地學學日本。明治維新時的三大舉措：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雖屬于100多年前的事，但對當下中國而言并不過時。既然是學，就要認真地學、謙虛地學、徹底地學，需要學到其核心、學到其內涵、學到其實質、學到其精髓。依我看，首先就應該向日本學習特種鋼技術，以及日本為什么能夠生產出這么多、這么好的特種鋼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我的家鄉武安，是整個河北鋼鐵產業的一個縮影。去年，北科大與武安市達成框架協議，共同組建“武安特鋼研發中心”，已經開啟了一個良好的開端，當然后面更需要一個強大的綜合支撐體系。首先，需要鋼鐵企業及社會各界樹立創新發展理念，堅持走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商業模式創新之路。其次，需要樹立人才第一理念，鋼鐵企業要能夠吸引和重用各類專業技術人才、市場營銷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并為其大顯身手提供綜合保障。再次，特鋼的需求總量有限，但性能各異、方向多元，需要精細化地細分目標市場，研發和生產專業化的特鋼產品，防止一哄而上。最后，需要變革觀念，解放思想；傳統意義上有需求才有市場，但蘋果公司的喬布斯變革了這一理念，其認為生產出新產品可以創造和牽引更大的需求，蘋果手機的火爆就是明證，通過技術創新生產出高端產品，也是“供給側結構化改革”的題中之意。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產業轉型之路非常不易。武安作為河北鋼鐵產業的急先鋒，已經吹響了鋼鐵產業轉型升級的前進號角，全國各大鋼鐵企業也在特鋼領域有所行動、前景看好。相信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整個河北省乃至全國的鋼鐵企業，一定能夠生產出具有強大核心競爭力的、能滿足裝備制造業轉型升級需要的各種各類的“中國產特種鋼”，不但能夠拿出來與日本產特種鋼進行PK，而且能夠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一個鮮活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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