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結構性權力看大宗商品定價

習近平總書記在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慶祝大會上提出“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價格影響力，更好服務和引領實體經濟發展”。大宗商品包括農產品、能源、化工、金屬等多種類型，但全球分布不平衡，價格受政治、經濟等多重因素影響，對經濟發展和安全影響重大。縱觀全球市場，大宗商品基本呈現“東方交易、西方定價、美元計價、期貨基準”格局。作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需求方，我國在國際市場中長期處于相對劣勢地位，定價影響力偏弱，國際話語權有限。要實現提升大宗商品價格影響力的宏偉目標，我們需從新的視角，系統梳理全球大宗商品定價影響力的形成機理，厘清有利條件和制約因素，明確發力方向。

結構性權力最早由英國政治經濟學家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于1988年提出，是指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一些國家或組織通過設定基本規則、規范和制度，形塑并影響其他國家和參與者行為的能力。與聯系性權力（指一行為體對另一行為體施加直接影響的能力。例如，一個國家可能通過經濟制裁、軍事干預或外交施壓影響另一個國家的決策和行為）顯性施壓不同，結構性權力是隱性和分散的，是西方國家以資源、技術和金融市場發展等優勢為基礎，通過設定規則和標準維護自身利益，并在更廣范圍內影響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場中，國家或組織可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在生產、貿易、金融、信息等方面獲得結構性權力，形成定價影響力。

擁有生產結構性權力是獲取大宗商品定價影響力的基礎

一是擁有資源稟賦。例如，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糧食生產國之一，其玉米、高粱、大豆出口量均位于全球前列，影響全球糧食市場價格。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原油儲量全球占比70%以上，產量占比一度超過40%，該組織通過協調和統一各成員國的石油政策，對全球原油供應產生巨大影響。2024年澳大利亞與巴西鐵礦石出口量占全球總出口量的80%，在鐵礦石國際貿易中擁有較大的價格主導權。

二是通過跨境資本控制生產資源。例如，歐美大型礦業集團通過在世界各地進行大量直接或股權投資，控制和經營當地重要礦產資源；一些跨國金融資本通過持股影響大宗商品生產決策。

三是提升技術或生產效率。例如，2000年美國頁巖氣產量只有110億立方米，開發技術經歷多次重大升級后，2024年美國頁巖氣產量已達到8400億立方米，占美國天然氣總產量的72%，推動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天然氣生產與出口國。

掌控貿易結構性權力是獲取大宗商品定價影響力的重要途徑

一是制定貿易規則與政策。發達國家通過主導國際貿易組織以及貿易協定、貿易標準的制定，影響全球大宗商品貿易方式和條件，從而對大宗商品市場產生重要影響。主要大宗商品進出口國（地區）采取的關稅、進出口限制和補貼措施也直接影響大宗商品價格。

二是主導貿易規模和渠道。例如，國際主要糧商壟斷了70%左右的谷物及油料國際貿易，對國際農產品價格具有巨大影響力。全球最大的某金屬礦業交易商控制了眾多航運港口和產品倉庫，通過全球化貿易網絡銷售礦石和金屬產品，在全球金屬市場中處于重要地位。

三是控制貨物運輸。當前超過80%的國際貨物貿易通過海上運輸，海運費在大宗商品到岸價格中有一定占比。例如，2024年國際鐵礦石進口的平均到岸價約為110美元/噸，海運費在15～30美元/噸，占比14%～28%。掌握海上運力、運輸路線的國家或組織對大宗商品價格具有一定影響力。

主導金融結構性權力是形成大宗商品定價影響力的關鍵

一是成為交易貨幣。基于“石油美元”協議和美國金融霸權地位，當前全球大宗商品主要以美元作為計價與結算貨幣，美元匯率與利率波動可以影響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例如，2022年3月至2024年6月，美聯儲累計加息11次，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升至5.25%～5.50%，推高美元指數，抑制全球大宗商品需求，其間CRB現貨綜合價格指數降幅達13.2%。

二是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當前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主導國際金融體系，通過跨境支付體系等影響其他國家大宗商品貿易。例如，俄烏沖突發生后，西方禁止俄羅斯銀行使用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服務，制裁俄羅斯能源等大宗商品出口，對全球商品期貨市場交易價格、交割等產生重大影響。

三是擁有期貨交易所。歐美期貨交易所歷史悠久，具有先發優勢，是目前全球能源、金屬、農產品的定價中心，期貨價格成為國際貿易基準，且所在國監管機構通過設定制度規則和市場監管對大宗商品市場運行產生重要影響。

擁有信息結構性權力是提升大宗商品定價影響力的重要因素

一是發布價格信息及數據。發達國家政府或機構發布的全球大宗商品供需和價格信息，成為國際市場的權威參考。例如，國際能源署、美國農業部等發布的數據和報告，能顯著影響全球市場預期和價格走勢。2022年4月1日，國際能源署對外發布“對市場釋放原油應急儲備”消息后，紐約WTI原油價格累計下跌超12%。

二是提供現貨基準價格。在期貨市場之外存在眾多不易標準化的大宗商品，報價機構通過搜集市場信息、評估公允價格，并向市場廣泛傳播，逐漸成為現貨貿易的基準價格。普氏、阿格斯、安迅思等大宗商品報價機構，已形成覆蓋能源、金屬、化工、農產品、航運等品類的報價體系，其價格在國際貿易中被廣泛采用。

三是發布市場預測報告。西方國際投行等金融機構通過形勢分析與預測報告直接影響市場預期。例如，2010年3月，在我國鐵礦石談判之際，部分國際投行發布報告，預測全球鐵礦石長協價將在“中國需求”推動下大漲60%以上。

大宗商品定價影響力的變遷

以棉花為例，棉花是紡織業的原料，棉花產業是早期工業革命的先鋒，在現代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具有特殊作用，“棉花的故事”（主要指斯文·貝克特撰寫的《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所描述的故事）一度影響著全球經濟分工和秩序。

其中，全球棉花定價中心的演變過程，反映了結構性權力在不同時期的作用，以及在不同國家之間的遷移。

16世紀至18世紀：聯系性權力決定定價影響力

16世紀以前，棉花種植和加工維持區域化，甚至是家庭自產自銷，尚不涉及定價影響力。

16世紀初，伴隨著大航海運動和地理大發現，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競相發展海外殖民地。

17世紀初，英國和荷蘭成立東印度公司負責棉花貿易和殖民擴張，形成三角貿易方式，即用紡織品在非洲換取奴隸，運至美洲從事棉花種植，再將棉花運回歐洲加工。

總體而言，16至18世紀，殖民經濟主導棉花貿易，西歐國家對棉價具有重要影響，但局限于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強制性較強，屬于聯系性權力范疇。

19世紀：結構性權力影響初步顯現

19世紀初，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生產效率大幅提升，促使其向全球尋求銷售市場和原料來源。1850年前后，英國加工了全球約50%的棉花，利物浦主導全球棉花種植、制造和銷售網絡，在生產、貿易、金融、信息等方面的結構性權力初顯，發展成為當時的全球棉花定價中心。

從生產方面看，英國工業革命大幅提升紡織業效率，形成大量剩余產品；蒸汽機在火車、輪船上的應用，使更多國家的商品進入國際交換領域。從貿易環節看，利物浦距離當時的“世界棉紡之都”曼徹斯特僅50余公里，有運河和鐵路連接，原棉到港后的運輸及紡織品再出口十分便利，能夠緊密融入三角貿易中。從金融視角看，1863年，利物浦棉花經紀人協會創建了一個“標準格式”，供賣方就未來交付的棉花合同使用，出現了期貨交易的雛形，利物浦報紙也開始報道印度棉花的遠期價格。從信息傳播看，1848年，英美雙方就棉花標準達成共識，行業標準化發展大幅促進信息傳播，美國農業雜志《狄波評論》追蹤報道利物浦價格，種植園和紡織廠據此安排生產，利物浦棉價成為全球定價基準。如今，英國利物浦棉花展望公司發布的Cotlook棉價指數，仍被市場認可和使用。

19世紀末至21世紀：期貨價格主導的結構性權力是決定性因素

19世紀末以來，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后，英國殖民體系崩潰，紡織業也隨之衰落。其間，美國成為棉花生產出口大國，并取代英國的全球紡織制造中心地位，成立棉花期貨交易所，逐步成為國際棉花定價中心。美國主要通過期貨交易所和信息結構性權力掌握棉花定價權。具體而言，1870年美國棉花貿易商和代理人創立了紐約棉花交易所（NYCE），通過上市遠期合約、制定交易規則，在風險管理和“票據變現”等方面，大力促進了棉花產業發展。百余年來，NYCE逐步與其他交易所共同組成了領先全球的洲際交易所（ICE），艾倫堡等一批交易所會員高效利用棉花期貨，逐步發展成為主導全球棉花貿易的大棉商。為引導市場預期，美國政府還建立了棉花統計評估制度：美國農業部每月定期發布供求預測報告；結合美棉國際貿易基本采用基差貿易的現狀和需求，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每周定期發布棉花未點價合約數量；國際棉花資訊委員會（ICAC）、美國國家棉花總會（NCC）、美國國際棉花協會（CCI）等為會員提供棉花產銷信息服務。

提升我國大宗商品定價影響力的條件和制約因素

有利條件

一是市場規模優勢。我國是鐵礦石、銅、棉花、大豆等初級產品的最大消費國和進口國，同時也是化工產品、鋼鐵、鋁制品、紡織品等中間產品的主要生產和出口國，對大宗商品的供需變動具有重要影響，是提升大宗商品定價影響力的重要基礎。

二是國際貿易持續多元化發展。近年來我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簽署RCEP等，形成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大宗商品進口結構持續優化。如巴西棉花進口占比從不足10%擴大至近40%（截至2024年年底），巴西逐漸取代美國成為我國的主要棉花進口國。

三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斷推進。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增強和對外開放程度提高，人民幣在跨境貿易結算、國際支付等方面均取得了明顯進步。截至2025年6月底，我國貨物貿易跨境使用人民幣結算占比為28.1%，同比提高1.2個百分點，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參與者遍布121個國家和地區，業務覆蓋189個國家和地區。

四是期貨市場建設取得顯著成效。截至2025年9月底，我國共上市137個商品類期貨、期權品種，覆蓋農業和工業產業的重要初級和中間產品；市場規模不斷提升，功能持續深化；對外開放有序推進，88個商品類期貨、期權品種向合格境外投資者開放，24個特定品種引入境外交易者。依托強大的實體經濟，我國期貨市場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

制約因素

一是主要大宗商品產業鏈兩頭在外。例如，我國鋼鐵產業原材料高度依賴進口，出口產品附加值低，兩端受制于人，國內企業議價能力受限，不易獲得價格主導權。

二是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內外有別”。對棉花、白糖等關系國計民生的品種，要堅決保障國內穩定安全供給。國內外市場形成了不同的價格，國內價格暫時不易在國際貿易中形成影響力。

三是期貨市場國際化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我國期貨市場在制度規則等方面與國外存在差異，境外產業企業參與程度偏低，期貨價格國際應用場景有待拓展。

四是我國相關機構的信息獲取能力和影響力不強。從政府部門、行業協會到現貨市場報價機構，信息發布內容以國內市場為主，全球市場信息獲取、加工和利用能力不強。

啟示與建議

綜上，大宗商品定價影響力的形成依賴多方面條件。歷史變遷顯示，定價權隨著國家間政治、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而變遷，是一個動態而復雜的過程。為抓住歷史機遇，推動定價中心多元化，形成富有效率、更加公正的全球定價體系，我國需要從多方面持續發力，多措并舉，久久為功，不斷積累和強化各方面優勢。

一是將提升大宗商品定價影響力納入戰略層面。結合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升大宗商品定價影響力，是期貨市場服務金融強國建設的應有之義。支持企業跨國并購、投資，穩定全球大宗商品供應鏈、產業鏈。完善重要大宗商品的戰略儲備，提升保供和平準能力。

二是因品施策提升期貨價格影響力。對已形成全球定價中心的初級產品，以增強保供能力為目標，重點拓展在“一帶一路”、RCEP等區域的影響力。對化工等中間產品，發揮期現貨市場領先優勢，逐步擴大國際定價影響力范圍。對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興產業資源品，強化生產和技術優勢，把握機遇，爭取定價權的突破，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

三是建設世界一流期貨市場。豐富期貨產品工具體系，提高市場效率和國際競爭力。提升國內外產業客戶參與度，拓展期貨價格應用場景和范圍。鼓勵期貨公司優勝劣汰、并購重組，打造全球一流的期貨經營機構。

四是積極培育大宗商品產業服務商和資訊機構。支持大宗商品企業通過期現結合拓展經營方式，不斷提升利用期貨市場的能力和效果。做大做強產業鏈綜合服務商，強化大宗商品供應鏈的韌性。支持國內大宗商品資訊機構及商品指數公司的發展，打造國際性的現貨報價平臺和信息機構。

五是統籌市場開放與安全。堅持多種方式推進期貨市場開放。充分結合我國大宗商品國際貿易格局，配套完善人民幣跨境支付服務；加強期貨市場風險監測，健全跨境監管能力，確保“放得開、看得清、管得住”。

作者：鄭州商品交易所 劉紅 汪必旺 孟嬋娟 韋鈺濤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所在單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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