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中小微物流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現象由來已久，這種現象甚至可以溯源到改革開放初期，嚴重制約了中小微物流企業做大做強。加之中小微企業在物流供應鏈上話語權偏低、賬期偏長、資金鏈緊張，更使得行業集中度嚴重偏低，數據顯示，公路貨運的行業集中度只有1.2%，快運行業只有2.9%，嚴重影響物流業降本增效的成效。

國家也累次出臺政策，包括支持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單獨制定普惠型小微企業信貸計劃，對中小銀行實施較低存款準備金以釋放增量資金用于中小微企業貸款，推廣融資債券支持工具，扶持各類中介服務機構引導民間資本對中小微企業融資貸款。政策的每一次強力推行，都對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有些微緩解，但很快又在具體操作中轉變成為金融機構內部的“資金空轉”，恢復原有“融資難、融資貴”的常態。

相關政策紅利很快被資本自有的市場運行機制耗盡的原因，在于中小微民營企業普遍存在“可抵押物少”“資信程度低”“信息不透明”“財務不規范”“貸款不良率高”“持續經營能力弱”和“抗風險能力差”等弱點，客觀上造成了金融機構本身對高風險、差信用、弱信息和缺擔保的中小微企業融資的主觀性抵觸，故而“貸款門檻高、貸款利率高、續貸成本高、信貸手續繁、信貸手續慢、信貸時間匹配差”。特別是國有金融機構，具體執行層對于民營企業（甚至包括大中型民營企業）融資的政治風險有較大顧慮，出于“個人安全”而優先選擇“不作為”或“少作為”。

供應鏈金融的興起為中小微物流企業的融資開辟了一條新路。圍繞核心企業覆蓋整個上下游企業的供應鏈金融模式，把在供應鏈非核心企業地位的中小微企業征信體系轉為對供應鏈核心企業的征信體系，部分實現了中小微企業在經營中的動態融資問題，對銀行、保理等金融機構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經過幾年的運行之后，由于上下游企業在供應鏈金融模式下必然選擇輕資產和多庫存，導致供應鏈金融鏈條內的核心企業出現高杠桿和高負債的趨向，由此，使得核心企業難以自證信用、商業匯票和銀行匯票轉讓受限且難、質押物重復質押及貨失等問題出現，銀行、保理等金融機構依舊存在風控疑慮。

當下，政府和金融機構都傾向于用大數據、云服務和物聯網等新技術提高中小微企業和供應鏈金融體系的信用程度。特別是大數據及物聯網，將質押物從虛實兩維空間融合進而實現低成本高效率精準確認。筆者認為，這的確是一個有效的可選項，但絕非是優先項。

信用升級是一個漫長且需要經濟環境中各方面資源匹配升級的過程。歐美國家的個人與企業信用培育、發展和完善經歷了近百年的時間，且信用的使用依然需要較高的信用門檻和信用成本；而由于歷史原因，國內個人和企業普遍存在信用起點較低、信用基礎較差和征信成本過高等不良現象，每年的“3·15”消費者日就是對國內企業誠信的集中考量。

當然，對于部分行業的頭部企業來說，構筑供應鏈金融體系可以實現低成本高效率征信和使用合理比例金融杠桿。阿里、京東和拼多多等互聯網電商平臺頭部企業，憑借著對平臺交易流水的真實大數據和對供應鏈上下游中小微企業的強大話語權控制，從而構建了較高的供應鏈信用體系，并在供應鏈金融的大規模、高利潤、弱現金和高杠桿等利益驅動下實現供應鏈金融創新，解決了行業內一部分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然而，對于絕大多數中小微民營物流企業來說，以互聯網電商平臺頭部企業為核心企業的供應鏈金融體系不具備普遍性，難以復制或整體借鑒。

但支付寶和財付通（微信）等第三方移動支付平臺在全球支付市場的成功競爭，卻給更需要具有普遍意義的供應鏈金融提供了極好的借鑒方法。

在2018年高達190.5萬億元的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市場中，支付寶和財付通（微信）的市場份額分別占比達54.3%和39.2%，支付寶占優；而從交易筆數或頻率比較，財付通與支付寶分別達到4600億筆和1975億筆，財付通絕對占優。

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平臺在全球第三方支付市場的異軍突起，在于其憑借的不是信用而是效率。萬事達、維薩、美國運通等第三方支付平臺以及Paypal、Applepay等第三方移動支付平臺，主要憑借的是用戶的信用，但信用有較高的門檻且需要較高的成本。支付寶和財付通等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平臺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拋開了對用戶高成本的信用認證，采取了低信用高效率的方式吸引用戶。

僅以財付通與支付寶對比來看，微信憑借搶紅包等開始的社交交易，在交易頻率上遠勝于對手，并繼續憑借社交優勢融入第三方移動支付市場，信用低甚至無信用并不影響微信支付的使用，最終財付通甚至在交易頻率上戰勝對手。財付通的競爭優勢根植于第三方平臺上的交易速度及其派生的交易效率，而無信用門檻和零信用成本也幫助了本沒有信用能力的小商小販實現了高效交易支付，安全性略高但效率稍低的支付寶雖然在交易頻率上較低，卻因為安全性（信用）稍高而導致交易額相對較大。

財付通與支付寶不僅僅改變了第三方支付平臺的全球市場格局，還以其龐大而獨立的第三方金融大數據平臺，從根本上改變了許多原本在不規范市場交易體系的信用結構。如原本多為現金（不涉及稅收的“黑”經濟）交易而難以用財務報表取信投資方的社區便利店、街頭餐點及公路整車快運等小微企業，因買賣雙方都樂于優先采用微信支付或支付寶支付，最終轉變為以近零成本獲取第三方移動支付平臺的交易大數據來進一步提升投資方信任，呈現出社區便利店、街頭餐飲店連鎖體系的爆發性增長。

從第三方移動支付平臺可以借鑒的有三點：一是在對象企業信用過低而征信成本過高的時候，可以通過交易的高效率和短周期彌補風控的高風險；二是利用遠脫離于交易雙方的獨立第三方公共平臺的大數據支撐增強信用度；三是交易雙方具有一定社交功能時，可以有效降低防范成本。

因此，在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企業和個人信用提升的近中期，創新供應鏈金融體系更應該構建以效率為前提和首要稟賦的第三方交易平臺，構建以遠離供應鏈金融體系內核心企業及上下游企業的獨立第三方公共（信息和金融）平臺，構建基于第三方公共平臺的大數據及云計算服務，構建面向供應鏈體系的全產業鏈生態的數據、信息和資金互認互融等。（作者：劉大成/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副院長兼物流產業研究中心主任）

編輯：于江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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