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是一場從能源革命到產業嬗變的深刻變革，是我們正經歷的偉大事件，碳中和從概念到引發能源變革，從引發產業變革到社會經濟變革，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選擇。

　　碳中和將帶來深刻的產業變革

　　人類社會開發、使用能源的歷史演變，可以劃分為3個主要階段：一是草木能源開發、使用階段。該階段能源的主要特點是密度低、轉化與運輸不方便。二是化石能源的開發、利用階段。這一階段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氣為主要能源。三是以光伏、氫能、風能為代表的清潔能源的開發、利用階段。清潔能源的特點是可再生性、分布式、密度低，清潔能源將引領世界能源變革。

　　追溯人類社會開發、使用能源的歷史，我們發現能源革命往往與產業革命交織在一起，二者相互促進，推動產業持續演進變革。化石能源與草木能源相比，具有高密度、低成本、可傳輸的特性，不僅為可移動的物體，如汽車、輪船、火車、飛機等提供了充足的動力資源，而且因自身具有豐富的化石材料，催生了龐大的化工產業及其體系，支撐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促進科技蓬勃發展。一個時期，石油成為了“工業血液”， 20世紀70年代所爆發的石油危機更加凸顯了石油的戰略意義，“誰掌控了石油誰就控制了世界”，石油對世界經濟體系，尤其是貨幣體系產生了史無前例的影響。化石能源消費量快速增加，內燃機、電機的發展，尤其是電力驅動的實現，促進了相關制造業的現代化發展，推動工業變革、產業結構升級。上述歷史帶給我們的啟示是：誰抓住了能源變革的機遇，誰就能夠把握產業革命的機遇和主導權。從產業趨勢來看，我們正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起點，可持續能源會催生很多新產業、新商業模式和新的生活消費習慣，世界處在快速變化的產業變革中。

　　清潔能源帶來的產業變革或是顛覆性的。比如，汽車工業是制造業的主體之一。在100多年的汽車制造史中，它既是一個國家制造業實力的集中表現，又是與能源變革直接相關的產業，其產業鏈長，往往涉及幾百個相關行業。有人統計，1900年，在美國紐約第五大道上，運輸車輛是99駕馬車加1輛汽車，到了1913年則變為99輛汽車加1駕馬車，車輛取代了馬匹。有人預測，到2035年，隨著可持續能源的發展、數字經濟的到來，新能源汽車會取代燃油汽車，成為主流。實現碳中和，清潔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就像化石能源會取代人力、牛馬動力一樣，像汽車取代馬車一樣，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我們正處在能源轉化帶來產業巨變的時代，百年才會發生的轉變，能源轉換、數字化革命的步伐加快，市場競爭加劇、技術創新步伐加快等因素促使產業變革。新一輪能源革命、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正在世界范圍內孕育興起，發達經濟體為搶占未來產業制高點，一方面加緊實施有關清潔能源、可持續能源的政策，加強科技創新，尋找新的“賽道”；另一方面加強推進“再工業化”，促進產業轉型發展、產業變革。比如，汽車業是一個成熟產業，但其數字化、電氣化以及氫能源汽車剛剛進入一個上升的“賽道”，進場的企業也才站在起點上，現在產業技術難點在于如何持續地提供成本可控的綠色電力，在技術路線的選擇和能源形態的利用上，面臨著一個挑戰與機遇并存的歷史性選擇。我國汽車工業要實現對日本、美國、德國汽車企業的“超車”，只有通過轉換“賽道”，發展清潔可持續能源，推動汽車業轉型與升級才行。這不僅是汽車產業的變革，而且是新能源帶來的生產方式和生活形態的變化，智能化及清潔能源的發展將決定未來整個制造業、科技力量能否走好自主創新發展之路。

　　碳中和將引致社會經濟的深刻變革

　　能源變革與科技變革互動，推動產業變革，帶來經濟社會變革。

　　第一，化石能源與產業革命相交織，推動經濟社會步入加速變革期。如前文所述，草木能源階段的人工機械、水力機械催生了磨坊；化石能源與蒸汽機的結合，促成了內燃機、火車等的出現，而內燃機的出現又驅動了汽車、飛機的產生；電力及其體系的產生，促使一系列家用電器，乃至現代化工廠的出現。數據、互聯網的出現，推動了數字經濟的發展，驅使電子器件構成電子計算機、手機，自動化、智能化、綠色化成為發展趨勢。如今，電子計算機、原子能、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的發明使用，加快了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推動了經濟迅速發展。這正是能源革命引發工具變革、機器革命乃至產業體系變革的證明。

　　第二，能源革命促進材料革命。從草木能源到化石能源的轉化與躍升，使木石、青銅器、鋼鐵材料、化石材料等金屬與非金屬材料大量涌現，如今清潔能源、硅材料等的加入讓材料世界及其產業體系更加豐富多彩。

　　第三，推動了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化石能源引發的工業變革，不僅帶來了豐富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也使得一些材料更加便宜、使用便利化。如，集中發電、電力普及，促使工廠規模化、標準化、自動化，產品運輸便利化，進而促進產品市場普及化、全球化，提高了人均購買能力與消費水平，物品更新換代的速度更快、質量更高。

　　第四，因產業變革導致財產組織變革。如，化石能源與產業的深刻變革，使得社會財產組織發生變革，實現了從家庭內部分工制、手工作坊制到工場制，再到工廠制、近代公司制、現代公司制企業的轉變；出現了從工場制的內部專業化分工到公司制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垂直分工、橫向分工的轉變，促使全球化分工布局變化等。能源革命帶來產業變遷、更迭，讓一些產業衰落，一些產業興起、發展。如以光伏、氫能等可持續能源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及全球綠色低碳發展的大趨勢終將改變傳統的能源格局，促使非化石能源迅速增長和以去化石能源為特征的系統性變革，開發利用可持續能源是未來社會發展的支撐。化石能源，如石油、煤炭的使用會越來越少，這也是一些富油國家，如沙特大力開發新能源的原因，也是日本豐田、德國大眾等車企搞氫能源汽車的原因。清潔能源、可持續能源給予我們巨大歷史性機遇，使我們能夠通過發展綠色技術、綠色產業、綠色金融，從資源依賴走向技術依賴，從而實現一個長的技術增長周期。清潔能源或可持續能源“互聯網”將成長為一個非常龐大的行業，在這些領域有望誕生一批世界級的企業，這些企業能夠營造一個開放的，共同發展、共同創新的生態，在引領創新發展的同時，促使我們的經濟社會能夠更加健康、可持續發展。

　　實現碳中和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目前，世界能源結構正在從化石能源或碳能源向光能源、硅能源、氫能源轉換，加快建設“風能、光伏、特高壓”三位一體系統，是我們突破圍堵或遏制的重大戰略基點，對應新能源發電、傳輸和應用（如汽車）領域，是世界能源體系的基本發展方向。

　　一是通過優化我國能源結構實現碳中和。從2019年我國能源生產結構來看，原煤占比為68.6%，水電、核電、風電等占比為18.8%，原油和天然氣占比分別為6.9%和5.7%。同期，我國GDP占世界的17%，碳排放占28%；而美國碳排放占全球的14.5%，歐盟占9.7%，GDP占世界比重分別是24.8%、21.8%。這說明我們經濟發展質量不夠高，單位GDP的能耗比歐美高很多，盡管中國人均能源消費量只相當于美國的約1/3、德國和日本的約2/3。

　　我們應從以化石能源為主轉向以可再生能源為主，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實施重點行業領域的減污降碳行動，控制化石能源總量，著力提高利用效能，開展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動。工業領域要推進綠色制造，建筑領域要提升節能標準，交通領域要加快形成綠色低碳運輸方式，推動綠色低碳技術實現重大突破等。

　　二是優化產業結構。我國作為“世界工廠”，尤其是鋼鐵、水泥、化工等工業部門比重大，二氧化碳減排壓力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為53.9%，優化產業結構與工業部門的節能減排都是必要的。而這，我們可以通過調整產業結構、需求結構來實現，如完善綠色低碳政策和市場體系，完善能源雙控制度，完善有利于綠色低碳發展的財稅、金融、土地、政府采購等政策，加快推進碳排放權交易，發展綠色金融，等等。

　　三是傳統產業必須適應低碳升級要求，大力發展CCUS（碳捕獲、利用與封存）技術，加快綠色轉型。比如，打造綠色低碳新能源基地，加快儲能等關鍵技術研發，加快推進風能、光伏能源技術產業化，支撐綠色低碳新能源基地建設。目前，我國在這一領域生產裝備的技術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部分產品市場占有率世界第一。特別是在儲能設備方面，我國鋰電池儲能設備的產能占全球產能的70%以上。我國超高壓直流輸變電已成為世界最重要的發明創造，實現了四縱六橫的智能電網系統，東西部之間也有超高壓直流電網傳輸。實現碳中和的過程，將是國民經濟效益、質量極大提升發展的過程。

　　實現碳中和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選擇

　　隨著化石能源燃燒導致的環境污染以及全球氣候變暖愈發嚴重，世界將迎來能源結構的變革，發展清潔高效的低碳經濟才能為國家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占領先機。《巴黎協定》代表了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的大方向，是保護地球家園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動。按照不同的國情體現平等的原則，各國應做出與實際相匹配的碳減排貢獻。通過構建新型能源系統來建立低碳能源體系以確保能源供應，使用清潔能源實現低碳發展已逐步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2008年，英國《氣候變化法案》正式生效，承諾2050年實現碳中和。近幾年，法國、德國、英國、美國、加拿大等G7國家，先后承諾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上述國家在做出“氣候中性”承諾時，已實現了碳達峰。比如，美國2007年、歐盟2006年實現了碳達峰。與此同時，發達經濟體已實現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的轉變。一些小型經濟體，特別是在以旅游和農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中目前已出現是碳負排放或凈碳匯國家，如不丹、烏拉圭等。

　　我國將加大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碳中和自主承諾，盡管屬于約束機制，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選擇，為了人類共同生存的地球，即便沒有國家間的博弈，也會通過實現碳中和目標，倒逼經濟轉型、產業結構升級、能源轉換。我們作為一個處于工業化中期、人均GDP剛超過1萬美元/年門檻，尚未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發展中大國，承諾從實現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30年）也遠遠短于美國（43年）與歐盟（70余年），而這將使我們煤炭能源結構發生戰略性、顛覆性變化，碳減排曲線也將更陡峭，實現碳中和所需要付出的代價也會非常巨大。

　　當然，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應“先立后破”，傳統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能夠安全替代的基礎上；應科學考核，創造條件盡早實現能耗雙控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轉變，防止簡單分解，更不能層層加碼，防止運動式“減碳”。要持續提升能源技術、節能技術水平，必須突破現有的技術條件、節能減排模式的瓶頸，實現對相關技術的重大突破。

　　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挑戰，應對好了，機遇也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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