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企業仍深陷依賴于“地方財政擴張和人情關系”的項目獲取模式，對化債引發的系統性變革缺乏足夠認知。這種滯后性也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地方政府財力趨緊倒逼項目支付周期拉長、預算規模壓縮，導致建筑企業陷入應收賬款高企、現金流枯竭、“三角債”惡化的困局，甚至觸發破產重組風險。

值得關注的是，國家穩增長目標并未弱化基建投資地位。在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導向下，服務于國家重大戰略的交通、能源、新基建等領域，仍是托底經濟的關鍵引擎。但化債政策已徹底改變游戲規則：財政資金優先保障重點民生工程、專項債的投向更關注經濟社會效益、銀行信貸實行白名單制精準滴灌、PPP模式強化全生命周期風險管控。這意味著，市場總量空間猶存，但資源配置邏輯已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優先”。對建筑企業而言，這既是用舊模式難以為繼的警鐘，更是主動轉型、搶占新賽道的戰略契機。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過去幾年我國基建投資總體呈現穩步增長態勢。2024年，在國家積極財政政策和專項債等資金支持下，基建投資增速有所回升。未來基建投資仍具有較大的增長空間。特別是在交通、能源、水利等傳統基建領域，以及5G基站、數據中心等新基建領域，投資需求旺盛。基建投資的資金來源主要包括財政資金、專項債、銀行貸款、社會資本等。在化債背景下，資金來源結構發生了一些變化。財政資金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對重點領域基建項目的投入，優化資金分配，確保資金用于關鍵項目。專項債發行規模持續擴大，且發行節奏加快，2025年1-5月我國新增專項債16336億，同比增加4728億，已占到全年新增專項債限額約4.4萬億的37%，為基建項目提供了重要資金支持。銀行貸款方面，金融機構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對符合政策導向的基建項目給予信貸支持，但對項目的審核更加嚴格。社會資本參與基建項目的模式也在不斷創新和規范。隨著化債政策的實施，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更加注重項目的可行性和合規性，避免形成新的隱性債務。政府鼓勵社會資本通過產業基金、股權合作等方式參與基建項目，提高社會資本參與的積極性和穩定性。

面對“項目荒”的普遍焦慮，“被動等待”無異于坐以待斃。破局關鍵在于精準切入政策資金共振、長期潛力明確的領域。  

我國城市發展已進入城市更新重要時期，由大規模增量建設轉為存量提質改造和增量結構調整并重。2025年初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推進城市更新工作，提出要加快推進城鎮老舊小區、街區、廠區和城中村等改造。2024年，城中村改造擴圍至300多個城市，實施城中村改造項目1790個。今年住房城鄉建設部將加力實施城中村和危舊房改造，推進貨幣化安置，計劃在新增100萬套城中村改造和危舊房改造的基礎上，繼續擴大改造規模。在“避免大拆大建”的政策框架下，中央財政補貼、專項債、REITs融資形成組合支持，使項目具備強落地性。對建筑企業而言，參與城市更新更是轉型契機，建筑企業可以憑借自身的施工優勢，參與項目的各個環節，與上下游企業合作，打造全產業鏈服務模式，培育差異化競爭力。

隨著我國低空空域改革的推進，低空空域開放政策加速推進，催生通用機場、無人機物流樞紐、低空旅游基礎設施的建設熱潮。低空經濟相關基建項目包括通用機場建設，需要建設跑道、停機坪、航站樓等設施；無人機起降場和配送中心建設，滿足無人機物流配送等需求；低空旅游設施建設，如空中觀光平臺、直升機停機點等。這些項目建設標準和技術要求與傳統基建項目有所不同，如無人機起降場垂直起降標準、低空導航系統集成等，亟需企業提前儲備復合型技術團隊。建議優先在試點政策明確、產業基礎雄厚的長三角、大灣區建立屬地化團隊，搶占低空基建標準制定話語權。   

作為農業強國建設和全面鄉村振興實現的抓手，進入2025年以來，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已經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推開，成為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促進鄉村產業發展，優化生態環境，實現土地的可持續利用的重要項目實施模式。相較于其他項目實施方式，全域土地綜合整治不但具有較強的政策性，尤其能夠獲得農發行的專項資金支持，具備較強的可落地性，也是目前各類國央企包括民營企業重點關注的項目領域。應該說，其獨特優勢在于政策保障性強——農發行專項貸款提供穩定資金，且項目多采用“EPC+O”模式（即設計施工運營一體化）。建筑企業可借此深入縣域經濟，通過參與高標準農田、鄉村冷鏈物流等建設，開辟“建設+產業運營”雙收益模式，顯著改善現金流結構。